——①即“四天王”。古印度神话称须弥山腹有四天王天（为欲界六天之第一天），佛教也采用其说，宣称四天王各护一天下；东为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手中缠绕一龙；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因称“护世四天王”，俗称“四大金刚”。②中华民间信奉的神仙中之西天灵山仙佛，包括：五台山秘魔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峨眉山淸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须弥山摩耳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昆仑山金雫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③上海人以前用以形容日常早餐内容和品种的称号。可以进行搭配食用也可以单独食用。内容包括：大饼（用面团烘烤而成的干点）、油条（油炸的细长面团）、糍饭糕（方形加盐的油炸米饭。ci：同“糍”音，也被称“粢饭糕”，zi同“粢”字）、豆浆（黄豆磨成粉末加水煮成的一种饮料）。④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四大主犯之俗称。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被当作“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受到指控。他们曾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这不仅因为他们与林彪的历史渊源——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中都是林彪麾下东北野战军的纵队一级指挥员，更因为他们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与林彪的关系——其时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在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上都很密切。有这样四位实权人物为“活证”，自可彰显“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性。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可知，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最后被认定的罪名是三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第一版）不过，在判决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中看不到他们怎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和“阴谋颠覆政府”，所能见的主要是他们诬告陷害其他“领导干部”的事实——从这些事实看，其中有的是在授意下干的，有的是作为一级负责人对“群众革命行动”的认可，也有出于个人目的主动所为，无非是为了自保、邀功或泄私愤，这在“文革”前期那“打倒一切”的氛围中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只能说明“四大金刚”之为人品格很低劣。此外，判决书还指控黄永胜于1971年9月6日“向林彪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吴法宪1969年10月“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李作鹏1971年9月12日晚上接到林彪的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时“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然而，这似乎只能说明他们的确趋附林彪、与林彪的关系很密切，却并不能与“阴谋颠覆政府”挂上钩。就现在所能见的材料来看，林彪和林立果在1971年9月13日之前的若干天内似乎的确有不利于毛泽东的图谋，而毛泽东当时作为乾纲独断的人物堪称“党和政府”的化身，推翻他就是推翻政府，因此，说林彪“组织反革命集团”并“阴谋颠覆政府”应该说大致不谬。据当年特别法庭认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就是1971年制定作为“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密谋暗杀毛泽东以及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但法庭调查却显示，“四大金刚”当年对这三项罪行都并未与谋甚至丝毫不知，因此，作为仅次于林家父子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四大金刚”的所作所为真是很不相称。也许，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被列为“林彪贼党”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犯了忌。1970年8月，“四大金刚”在庐山召开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开支持林彪的讲话，到处鼓动要“设国家主席”，他们的言行自然得到了林彪的授意，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巩固林彪的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张春桥等“文革”中新起来的“文人”，而丝毫没有与毛泽东对着干的意思。“四大金刚”都是早年就参加红军的，在几十年的战火烽烟中一刀一枪立下过“战功”，他们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但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敬服之心也许更强。他们在“文革”之初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冲击”，这也许使他们对“文革”有些不满，但要说反对毛泽东则似乎还没有这个胆子。他们都是武人，对政治并不熟谙，也许以为林彪既然已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已成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则跟着林彪与那些极左的“文人”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危险，却没想到在最高领袖的雄猜面前这会是最大的忌讳。“四大金刚”在庐山的举动当年曾被批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信号，毛泽东对此采取的措施导致了一年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但在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时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事，可见在“党统”和“法统”上他们当年的言行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某种“政治斗争”中，这就是他们无可饶恕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