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代、两宋时期，契丹族贵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和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朝（1115-1234）相继统治中国北部广大地区，历时300余年。雕塑艺术发展的趋向和水平，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留下姓名的雕塑匠师，都是汉族。寺庙雕塑契丹、女真贵族原都信奉流行于中国北部边地的萨满教，后来为在广大汉族地区建立统治，又都改而推崇佛教。其佛教寺庙造像遗物有造于统和二年（984）的天津蓟县独乐寺高16.27米的十一面观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塑像，造于开泰九年（1020）的辽宁义县奉国寺的七佛、菩萨、天王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三身佛、弟子、菩萨和天王塑像群，造于重熙年间（1032-1055）的大同观音堂的观音、四胁侍菩萨、十大明王石雕像群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塑像群等，都是当时佛教雕塑的优秀之作。特别是一些胁侍菩萨，面型和身材渐趋修长，表现了一种新的优美风格。辽代另一佛教造像形式是嵌砌于众多的砖塔上的浮雕，著名者如北京天宁寺塔，第1层塔身四正面有拱门，门两侧浮雕力士，全系晚唐风格。又如房山县云居寺北塔，建于乾统七年（1107）的辽宁沈阳无垢净光塔，辽阳白塔、云接寺摩云塔、八棱观塔，义县嘉福寺塔，建于统和至太平年间（983-1031）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巴林左旗林东塔，巴林右旗古庆州白塔，宁城县大明塔等，均在第1层或第1、2层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围施以雕刻精美的佛、弟子、菩萨、护法天王或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是辽代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还保存有辽代开造的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个）。三山屯石窟和前后昭庙石窟，规模虽然不大，但对研究晚期佛教石窟造像在契丹族故地的发展，特别是在内蒙古一带辽代寺庙造像毁圮无存的情况下，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之菩萨像金代佛教寺庙造像遗物较辽代为多，大都是在山西境内。重要者有造于天会年间（1123-1137）的平遥县慈相寺的三佛塑像，约造于天会十五年（1137）的五台县佛光寺文殊殿的文殊菩萨及侍者塑像组群，约造于天会至皇统年间（1123-1149）的大同善化寺三圣殿的华严三圣塑像及大雄宝殿的五方佛、弟子、菩萨、二十四诸天等庞大塑像组群，造于皇统三年（1143）的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西方三圣、弟子、护法天王塑像组群及观音殿的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塑像（金塑），造于正隆三年（1158）的繁峙岩山寺南殿的佛、弟子、菩萨、天王塑像组群，造于明昌年间（1190-1196）的新绛白胎寺释迦殿的佛、弟子、菩萨、罗汉共11尊塑像组群，另造于泰和二年（1202）的交城七佛岩白云寺连座带背光的坐佛石雕像，造于明昌三年（1192）的祁县西六支惠安寺的观音、大势至菩萨石雕像头部，共同展现了金代佛教寺庙造像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成就。金代佛教石窟摩崖造像不多，所知仅陕西富县石泓寺和山西吉县挂甲山2处。石泓寺有大小石窟7个，第1窟最大，其主要开造工程是金代完成的。主像为坐佛和弟子、菩萨一铺，其他大小造像3000多躯，堪称金代石造像之大观；窟内有皇统元年（1141）及贞元二年（1154）题记。挂甲山有大定十九年（1179）造思维菩萨浮雕、佛及二弟子二菩萨浅浮雕。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二十四诸天之一金朝统治时期，道教中的全真道在北方发展起来，而道教的庙宇造像保存至今的，所知只有建于大定年间（1161-1189）的山西晋城高都镇的东岳庙一所。庙中天齐殿有东岳天齐仁圣帝及侍者塑像5尊，虽经明代重装，仍不失金塑风采。陵墓雕塑辽、金两代陵墓制度，大体与宋代相同，但陵墓均遭严重破坏。地面建筑、雕刻设置多已毁圮无存。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附近山谷中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陵墓，仅有石人、石经幢和契丹文碑等残存。位于巴林右旗古庆州城遗址附近的辽圣宗、兴宗及道宗三帝陵，总称庆陵，目前地面仅有享堂、两庑、羡道等基址可见。唯新疆沙车县境内的西辽（1124-1211）五墓尚有石人、石马遗存。陵墓雕刻之外，宫殿、寺庙前的仪卫性雕刻，在北京房山区云居寺遗址及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尚有少数石狮残躯留存。金代帝陵区在北京房山区西大房山一带，其中包括祖陵10座、帝陵5座和追尊为帝之陵2座，共17座，明天启二年（1622）掘毁。部分虽经清初修葺，但已非金陵原貌，后遂荒废。金代高官显贵的墓葬多在东北地区，所知除位于吉林长春东南郊的完颜娄室墓和位于舒兰县的完颜希尹及其家族墓群外，在吉林的怀德、双阳、榆树、九台、长岭、敦化等县境内，也发现有女真贵族墓。这些坟墓前多有神道石碑、石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遗存，石雕艺术风格，与中原唐、宋陵墓雕刻相近，唯稍粗糙朴拙。另位于山西忻县韩岩村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墓，墓前所存石人、石兽，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金代坟墓、庙宇前的仪卫性狮、虎雕塑遗物，散见于各地的尚有不少。如现置于河北石家庄市烈士陵园（原在获鹿县某庙前）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铸造的一对铁狮，堪称古代狮子雕塑的杰出创造。现存北京国子监（原在阜成门外铁狮子庙）的泰和八年（1208）铸造的抚球铁狮，别具一格。更可贵的是它们都有作者款铭。与上述泰和八年铁狮并列的一躯有“官”字款的石虎，实为同一题材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属于建筑装饰性的金代小型石狮群雕，当推位于北京丰台区建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明昌三年（1192）的卢沟桥，桥身两侧140根护栏柱头共雕有480多只石狮。今所见多为后代陆续补雕，但那种大狮小狮“顾抱负赘”的生动活泼形式，却都是从金代创制中来的。现存河北石家庄市烈士陵园的铁狮以俑随葬在辽代只是个别现象。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于20世纪初及20-30年代被盗掘，据说只发现木俑、木狗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华北、东北地区发掘清理辽贵族官僚墓不少，而出土陶、石俑的墓葬则仅寥寥数座。其中仅北京大兴县天庆三年（1113）马直温墓出土的木雕十二辰俑、墓主人像，和河北宣化天庆六年张世卿墓出的木雕男女侍、武士及人首蛇身俑（共23件）值得注意，其艺术水平与同时期的佛教雕塑也远不相侔。金代以俑随葬比较普遍，然而金代陶俑很少唐宋以来的圆雕形式，侍从、仪仗俑大多是背连方砖。此外尚有砌于墓室壁面的散乐、杂剧人物雕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