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铜活字印刷”。镌，指刻；金，指铜。铜活字印刷。据明崇祯本《梦林玄解》记载，宋人孙奭（shì）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镌金刷楮（chǔ），刊印《圆梦秘策》八卷。一些专家认为，铜活字发明的历史基础，是铸铜技术。商周伊始，即出现铜鼎之类金属器皿的铸造。著名的东周铜器“秦公簋”，上面铸有铭文100多字。每字一格，显然是先刻制木字模，按格印在土范上，再浇注铜液铸成的。这与后世的铸造铜活字技术相同。汉代已有铜印，有数字的，亦有只一字的，多数系铸成的；这类一字印，与铜活字无异。至于铸钱技术，战国时期已很精湛，并历代延续发展；铸钱与铸铜活字之不同处，只是钱面是正字，铜字面是反字而已，在技术上完全一样。作为印刷意义上的铜活字，是在木雕版发展顶峰时期，由于广泛的社会需求，要求雕版印刷提高耐印率和制版速度的情况下产生的。在由雕版向铜活字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必经的“台阶”规律，即铜版。铜版的出现，是提高耐印率和增加印数的必然产物。金属活字显然是在铜版印刷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且是其直接和必然的产物”。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引入中国的铸钱技术和铸铜活字技术而铸造出自己的铜活字，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由于朝鲜半岛历史上没有铜版印刷这一“台阶”过渡阶段。因此，韩国学者自奉韩国为金属活字发明国的见解，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毕升是“活字发明人”，但孙奭“镌金刷楮”印刷，前后相隔不过数年，铜活字也在同一时期发明，不是不可能的。活字的使用应当更早，在此以前曾有过木活字。木活字是从木雕版通向金属活字的桥梁。孙奭“镌金刷楮”早于毕升“又为活版”出现，提出了事物节点相联的“信而有征”的依据。从孙奭本人之经历来看，他也是有着“镌金刷楮”的极大可能性的。孙奭（962-1038），字宗古，北宋博川博平（今山东茌平附近）人，以太子少傅（仕，其仕途任职可由乾兴元年（1022）一（牒令中得知：“翰林侍讲学士尚书工部侍郎知审官院事兼判国子监（，可谓官运亨通，头衔多矣。淳化五年（994）曾任国子监执行机构“印书钱物所”监印官（该所后改称国子监书库官）。《宋史》评其为“励精强学，博通经义”，可见其读书极富，即以淳化五年起算，时距“天福铜版”年代不过五十年，在其主管之国子监书库中恐怕还会藏有天福铜版刷印的九经印本吧。另外，他在尚书省的职权是相当广泛的，铸钱部门即隶属其下。因此，他也是熟悉并主管铸铜工艺的。他会不会由此萌生出藉其职权之便为自己铸造一副铜活字以备日后自用的想法来呢？不应排除此一可能性。在史籍中有关金属活字的镌、镂、刻等似乎有刻版之义的动词。实际是反映铸造工艺的代词。这是由雕版正统论认定的“字版非刻莫属”思维模式所决定的。日本1607年用朝鲜铜活字印书，因字数不足而延聘中国工匠林五官增铸的记载，说明明代铜活字是铸造的。既然明代铜活字是铸。那么宋、元铜活字也不应该是镌、镂的。我国古代的油性印泥和印墨早已存在。古代印章多有以铜、银、金为质料的，使用的印泥系以艾绒、朱砂或银朱调以蓖麻油混合制成。这证明古人早已懂得在金属等光滑表面需使用油性印料，而不能用木版印刷通用的水墨。“镌金刷楮”的记载，说明孙奭是最早记载使用铜活字印书的人。孙奭“镌金刷楮”比毕升创造胶泥活字只早五年。孙奭和毕升都是以范模增殖为特征的活字思想的先驱。关于“镌金刷楮”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历史，仍在继续讨论中，还需进一步寻找证据，廓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