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上海金融界给大名鼎鼎的“裕发永金号”老板王伯元（1893-1977）的美称。王伯元是旧上海金业的著名人士，人称“金子大王”。他以金业起家，后转而从事金融事业，与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共同主持恳业银行达20年，使恳业银行发展成为上海著名商办银行之一。《金界里的百万富翁：王伯元》和《王伯元发家奇事》两篇文章专门介绍了王伯元的发迹历程。王伯元，本名怀忠，字伯元。1893年6月13日（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祖籍浙江慈溪（现为镇海区长石村人）。父亲王清芬曾在江苏海门、苏州一带经商，后任苏州恒孚银楼经理，定居苏州。王伯元6岁起延师课读，1905年应科举试，考中三场，但未参加复试。1907年正月初五，是各家商号开门接财神的日子。这一天，王伯元来到上海，在震丰永金号当起了学徒。他穿戴齐整，识字懂礼，看上去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在震丰永店里，别的学徒刚来还要帮着老板做家务、抱孩子，而王伯元凭着他老子苏州恒孚银楼经理的背景，一来就上柜台学做生意。金号靠买卖黄金赚取差价，最紧要的是市场行情。每家金号如何报价，这都属经营“秘密”。王伯元觉得当着顾客的面用算盘“噼噼啪啪”一打，难免会泄漏底细，就摸索出一套“心算”诀窍，比珠算还快。他因此被老板和师兄们视为“神童”。三年满师后，被留用跑外勤。在学徒期间，王已加入上海金业公会，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916年，23岁的王伯元应上海涵恒金号资方徐伯熊邀请，任该金号经理。后来由于老板生病金号歇业，于1918年改任天昌祥金号副经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市面金价时涨时落，王伯元观察行情变化，常能不失时机地为天昌祥金号买卖标金，从中谋利，受到资方赏识。面对如火如荼“一战”和国际黄金市场波诡云谲的局面，王伯元一边为天昌祥经营，一边也凑了少量资本炒卖黄金。1921年新年刚过，王伯元的裕发永金号开张了。王伯元认为，战后随着各国经济升温，通货膨胀难以遏止，金价仍会再度上涨。因此，在金价持续下跌时，他突然掉转枪口做“多头”，大量吃进黄金。这年的秋冬之交，上海的金价跌到谷底。王伯元为补空，以个人全部财产向银行抵押借款，准备拼死一搏。这时，国内交易所刚起步，大小买卖均靠口头当场拍定，交易人一进场，就须绷紧每一根神经。王伯元用上了他的“心算”绝招，价目牌上刚翻出一个新价，他便快速算出亏盈，抢先拍板。别人等到算好，已慢了一拍，只得自叹不如。德国在柏林城头飘起白旗，国内外市场都认为黄金和外汇将大跌，回归正常价位。王伯元别具眼光，认为即便下跌，也会一波三折。他乘低吸进，回升吐出，几吐几吸，在风声鹤唳的大跌势中，出人意外地赚了几百万银元，由此得到一个“金子大王”的外号。王伯元发了大财，乘机开了元余、元发两家钱庄。但在欣喜之余，他时常惴惴不安。毕竟，炒金风险极大，难免有樯折船倾的一天。他想结束这种一夕数惊的生活，萌发了进军现代银行业的念头。1929年他联合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徐寄庼、李铭等人，通过交通银行总行副经理梁晨岚的联系，接办、改组了中国垦业银行，资本总额一次收足250万元，王伯元投资140万元，占58%。中国垦业银行（英文名LandBankofChina）原创于1926年，经改组后，总行由天津迁到上海，天津则设立分行。王伯元鉴于自己在银行界的信誉尚不牢固，特意做了一系列安排，商请以稳健著称的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自己仅任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并吸收秦润卿的意见，停止有关金业包括外汇的一切活动，以表示正规银行的作风，还与董事会及总经理制定了持重的营业方针，包括不做投机生意，股东和负责人不准向本行借款宕帐。至于银行的业务范围，虽因沿用接办以前的名称，往往被划入专业银行之列，实际上则与垦业并无特殊关系，完全是商业银行性质，除不做外汇外，兼营一切银行业务，包括存放款、地产、信托以及钞票发行，并在各地设立分支行。经秦润卿出面到南京财政部协商，垦业银行取得了纸币发行权。银行开业之日，却招来几家小报的攻击。原来，这些小报消息灵通，听说它是王伯元开的，纷纷前来打秋风，如不给，就揭王伯元“投机家”的老底。王伯元决心让他们“碰壁”，日后靠做稳当生意创牌子，不和这些滋事之徒搅在一起。王伯元办银行，没有丝毫“投机家”的影子，使人耳目一新。他和秦润卿配合得也十分默契，不生任何纠葛，这让暗中觊觎者大失所望。一天，垦业银行门口莫名其妙地排起了一条长龙。路人询问何事，有人摇着手中的垦业纸币，说它不稳，纸币将要停兑了。这下子，垦业银行各家营业所都被挤兑者包围。王伯元知道有人故意造谣，情急生智，和秦润卿一起向钱庄和烟纸店的朋友求助。次日，垦业银行登报通告：凡兑现垦业纸币，不必直接到银行，各家钱庄和烟纸店都能兑现，一元纸币兑一块银元外，还奉送一枚铜板。就这样，挤兑风潮很快平息。垦业开设在小弄堂里，起初“貌不惊人”。局面打开以后，王伯元在繁华的北京路江西路口，耗资白银二十万两，购地建造了垦业大楼。大楼高达八层，设计别致，装潢豪华。落成之日，上海各界头面人物纷纷前来祝贺，垦业银行的地位更加稳固。几年光景，垦业票发行额就达到750万元以上，跻身上海十几家大银行行列。王伯元也从“金子大王”变为银行大亨。王伯元拥有垦业半数以上的股本，还将余资投资其他行业。有朋友问他：“你既然对银行这么有兴趣，为什么不把资金集中到垦业一家?”他笑道：“狡兔还要三窟，我何必把资金捆在一起，树大招风?”抗日战争爆发，日伪几次诱使王伯元出任伪职。对此他在自述中言道：“时欲走不能，只能伪装衰老，留须抽烟，敌伪欲拖我下水，来家勾引，见我一榻横陈，吞云吐雾，我谓胃病甚剧，唯吸鸦片可以止痛，非黎明不能入眠，非午后不能起身，实则我生平从未胃痛过。此一伪装居然生效，日伪见我如此颓废，认为己无利用价值，愤然而去。”王伯元时常强调，钱是身外之物，可来可去，学问装在脑子里，是永久的财富，别人无法夺取。为此他以500元高薪在家里请了名师，如词曲大师吴梅（瞿安）等。后来4个儿子都取得了博士学位，他随即刻了一方“四子皆博士”的图章，到处使用。其子王念祖曾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近30年时间，历任联合国发展、计划、预测及政策中心副司长，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资料分析司司长和联合国跨国公司手册主编。1983年，曾随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华。并为我国改革开放提过不少建议。王伯元发迹后，热衷于家乡的公益和教育事业。他回家乡浙江慈溪省亲，听说当地河道淤塞、航运受阻，便慷慨解囊，请人疏浚。他在上海捐款给复旦大学、南洋中学、蒙藏学校、抗战遗族学校等教育机构，还设立了伯元奖学金，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者，每学期奖给100-300元不等。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施行法币政策后，政府加强了对银钱业的管制，私人钱庄的经营渐入困境，商业银行的业务亦举步维艰。40年代后期，政局更显动荡。1948年王伯元与子一同离开上海去台湾。1950年迁往香港居住。1954年，又到美国侨居。和在联合国任职的长子同住。在香港、美国居住期间，他不惯闲散，一度曾有重行经商之意，只因人地两生，只能知难而退。他晚年时虽自奉甚俭，但非常达观自得。1977年，王伯元以84岁高龄在美国寓所逝世。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