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锡铜活字印刷。中国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历了唐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发展为活字印刷。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所进行的改善技术和优化处理，统称为发明。从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运用同样的印刷原理，进行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革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明，应称之为改良，但广义讲，也可称之为发明。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早期印本，经笔者考证认为：木活字、泥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发明于北宋，锡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亦发明于北宋。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以木、泥、锡、铜、所造的活字，一直被前后交替地使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书籍的需要量大，因此，金属活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的根据是：（1）元代科学家王祯（1260-1330）在《造活字印书法》（1298）中谈到：“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我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记载。元初人所说的近世当然是宋代，说明用锡活字印书是在宋代。由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是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重大改革。②清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藏书纪要》（18l0）中载：“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明明确确说明宋代有铜活字本。其佐证1，明《梦林玄解》（北图藏崇祯本）转载宋孙爽的文章，文内有“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孙爽叙于园梦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镌金应是镌铜，以为印《圆梦秘策》至八卷，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以铜为金”的称谓历代沿习成俗。笔者以为镌金应是镌铜的分析是正确的，理由一，景佑三年即1036年的金矿产量为1万5千两，折1千5百斤，而当年的铜产量为510万零8百斤，这样悬殊的金、铜比例，决定了北宋不可能将稀有的贵重金块用于镌刻书籍；理由二，金性柔软，不适于制作活字。而且北宋的冶炼技术达到历史高峰，用铜活字印数量庞大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园梦秘策》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198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340多年，甚至比同时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还要早5年。宋代铜版钞票和铜、锡书版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分析是能够成立的。在镌印《圆梦秘策》的前二年，即1034年，政府曾下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辞源铜版条引）的命令。更可上溯到唐代的铜书版，宝鸡市博物馆藏有813年唐代千佛像铜铸印版。五代的铜版印本更印证了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真实性。明景泰年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936-943）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天福铜版在宋人岳珂（1183-1234）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过，证明确有此事。不少史学家认为九经有40多万字，将如此浩大的工程镌刻在铜版上是不可能的，天福铜版有可能是铜活字。退一步姑且说此铜活字本为孤本，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镌铸活字体，但五代出现铜版印本，却是对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有力推动。佐证2，金皇统戊辰（1148）平阳府李稀所造千佛铜牌两旁文字为铜活字。根据是字身歪斜。笔者以为金朝的冶炼业，在造型和工艺水平上，都已超过北宋时代。宋已有铜活字本问世，那么与宋同时代的金代当然也具备了出现铜活字的技术条件。这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86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229年。佐证3，元人黄溍（1277-1357）所作《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给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铭》说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准备“镂铜为版”出版前朝仁宗赏赐给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经卷，后又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实现。但说明刊印佛经的铜活字技术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57年。以上所述的事实证明了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与非金属活字的发明处于同一时代。铜活字的大规模制作和流行，则是在明代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十五至十六世纪之交），其中最著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其印书数量多，流传下来的也不少。明清两代还有创制铅活字的记载。清代最有影响的是“武英殿活字版”，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有66部，每部1万卷，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522函的巨著）。清代铜版书数量虽不及明代多，但流行范围之广和镌铸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宋代具有发明金属活字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展，都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宋代具备了发明金属活字的必要条件：（1）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比较重视教育。教育的发展，书籍需要量大为增加，使印刷业有了广阔的市场；各类著作的繁荣，为印刷提供大量书源；对民间印刷实行奖励开放政策，更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宋代不仅印书数量达到历史高峰，而且纸墨精良，字体优美，校勘严谨，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上都达到成熟的境地。特别是全国三大印刷业中心的杭州，在近200年中偏安一隅，避免了战祸的破坏，印刷业成为全国之冠，毕昇等一批雕印工匠面临供不应求的书籍需要量，有可能共同切磋工艺，创造出更省便、快捷的各种印刷活字来。②活字版的前身是压印、范模和摹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铸印、铸钱、铸镜、铸佛像等技术的长久实践，在此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先进的印刷方式——金属活字。他们刻成许多文字的印章、压印曾给发明雕版印刷以启发，联想到将单个字的印章排在一起压印，也可以改进为活字版。近人罗振玉于《辽居藁》《徐氏古玺钱谱序》中，在说到活字版发明时，也曾提到“印刷肇于玺印”。玺印起源在秦以前，战国时期燕国（今河北易县）发现铜印玺，汉有铜印，六朝后流行朱文，北宋初年已有用六颗带花纹的印章拼合成铜版印刷纸币和仿单，这种用多块小印版合拼印成整张印刷品的技术，便是后来铜活字的雏型。古器物的范模，有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陶范，是镌或铸着文字图案的模子。清蔡澄、张廷济都提到“书苑”。铜质，方一、二寸，类铜印，凿反文诗集“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四句十六字，以为是宋初或五代蜀主用做刻书的范模。南北朝、隋朝有了摹拓文字的方法，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永徵四年（653）温泉铭拓本。摹印也是活字印刷的前提条件。③金属矿藏的丰富和高水平的冶炼技术，为宋代发明金属活字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宋代盛产铜，其矿冶工业，无论在产量上或是冶炼技术上均远高于唐代的水平。从产量看，矿产增加最快的是铜、铅、锡三种。太宗至道末年（997）产铜412万斤，铅7.9万斤，锡26万斤。到神宗元年（1078），这三种金属矿产量扶摇直上，铜1460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从冶炼技术上看，首先是胆水浸铜术的推广。胆水即胆矾，沈括记载了信州铅山县工人用铁锅熬“胆矾”（其实胆矾是不用熬的，铁置胆水中，便自然能取代出单质铜）炼铜的先进技术。这种炼铜法在西汉即已发明，而大规模应用于实际生产的则是北宋中叶。铜的大量生产，推动了印刷业的重大革新。以上印刷业发展的社会需要，各项技术条件的成熟，加上金属矿藏的丰富和大量开采，为宋代铜活字的发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韩国的文献记载，朝鲜铜活字名为“铸”字，13世纪开始铸字印书。记载称：1234年晋阳公（宰相）崔怡（1195-1247）在江华岛用铸字印成《详定礼文》28本。崔氏于1239年重雕铸字本《南明征道歌》，既是重雕，意即此铸字本还早于1239年，其时间后于毕昇活字印刷约200年，今失传。韩国现存最早铸字本是1377年清州牧兴德寺印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现存巴黎国立国书馆。半岛大规模铸字始于李氏朝鲜。太宗（1393-1410）11年（1403）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1419-1450）2年（1420）造“庚子字”；16年（1434）命李蒇改良铸字，造“甲寅字”；18年（1436）又铸“丙辰字”，为特大铅字，印成一部铅、铜字合排的《通览纲目》。此外又创制了独有的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其铸字法类似中国古代铸造铜钱、印章和毕昇、王祯的活字法：先雕木字体，再做细砂反模，把熔好的铸液自孔中注入，冷却后用凿修平；世宗时改良铸字，不用蜡，而以薄片为界行，空字处以木楔夹紧，防止活字移动。朝鲜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东亚印刷史专家瑞典友人艾思仁先生（美籍）提供的资料，称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除3次为私铸外，其余均为政府所铸，据韩人孙宝基、千惠凤等人说朝鲜共铸金属活字40次左右。统计李氏王室自15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260年间铸造铜字约200多万个，说明政府对印刷业的重视，其印本日益精湛悦目，而且也具有珍藏的艺术价值。总之，从中、韩两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文献记载及实物比较中证实，中国均比韩国早几十年至几个世纪，金属活字发明权的归属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金属活字的发明权是中国。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所说：“要是没有这种贡献（中国人在过去对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种难以想像的事”。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古代朝鲜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贡献，其印刷品赏心悦目，有的甚至超过中国.但是讨论这种技术的历史，宜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不能舍本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