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活动，但就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交易市场）的投机活动而言，其开始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却是近些年的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和世界经济格局为金融投机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上投机行为导致的地区性经济危机频频发生——1992年的英镑、里拉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采用金本位制，在这种体制下，黄金被作为各国的储备手段和国际间的结算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使金本位制彻底瓦解。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所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体系规定了各成员国货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一定的波动幅度，因此比较稳定，但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数次美元危机最终迫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在金本位制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投机操作的空间十分有限。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重大修正，确立了以浮动汇率为主要特征的国际金融体制，各国汇率或单独浮动（如日元）、或联合浮动（如西欧各国）、或盯住某国货币浮动，这种体制虽然为各国政府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找到了途径，同时也由于它本身缺乏稳定性而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以后，国际性金融危机不断发生。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美元的地位进一步受到马克、日元等其它货币的挑战，这种不稳定性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的飞速发展也为国际金融市上的投机商拓展了施展“才华”的空间。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打开了国内投资市场的大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狼入室的作用。虽然目前的国际金融体制和世界经济格局为金融投机商提供了空前的便利条件，但仅这些还不足以“造就”能把天下搅得大乱的投机家——灵敏的嗅觉和雄厚的资金同样至关重要。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投机家（如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乔治索罗斯）无不具有鲨鱼一样的嗅觉。任何国家经济出现的“过热”、“虚症”或政府决策的失误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以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为例，90年代英国经济持续衰退，但英国政府却不顾实际情况于1990年盲目地加入了作为欧洲统一进程重要步骤的欧洲汇率机制，把英镑死死地同有强劲经济做后盾的德国马克捆在了一起。当时，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不愿放弃高利率政策，这无形中又加剧了英镑贬值的压力。索罗斯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料定英镑支撑不了多久，于是先买进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英镑，然后瞅准机会疯狂抛售，导致英镑急剧贬值。英格兰银行为了保住英镑的地位，动用本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买进英镑，但此举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正中了投机家下怀，几十亿美元转眼之间流入了投机商们的腰包。最后，英国中央银行彻底放弃了挽救英镑的努力，宣布英国退出汇率机制。索罗斯不但在一夜之间赚了近10亿美元，而且创造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奇迹——他成了世界金融史上第一个凭借个人力量打败一个世界强国中央银行的人，从此名声大噪。在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投机商则是看出了墨西哥这个靠外资“吹”出来的气球迟早要破。结果，在投机商的攻击下，墨西哥比索在几天之内贬值40%，墨西哥中央银行为挽救比索损失了50亿美元。索罗斯等投机商在去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手段似乎更加“高明”。在过去十余年中，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世人称之为“奇迹”。但是，投机商们还是从繁荣的表象后面看出了破绽，有些国家经济持续过热，泡沫经济日益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政府金融政策失误。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区域性经济合作密切这一点曾令不少投机者望而却步，但索罗斯却铤而走险，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选择了泰国这个薄弱环节下手，结果一招得手，泰铢的大幅度贬值在东南亚和东亚其它地区引发了恶性连锁反应。值得一提的是，索罗斯等人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还应归因他们有悖常规的思维方式，例如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是理性的和有内在逻辑的，但索罗斯则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混乱无序是金融市场的常态，非经济因素（如世界政局的变化和投资者心理变化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往往更大。索罗斯等大投机商在经过若干年“合法”的投机活动之后，积累了异常雄厚的资金，人人都富可敌国，因此投机活动的盘子越做越大。这种“马太效应”使遭受投机商攻击的国家所采取的抵抗措施不堪一击——一般国家的央行最多只能拿出数十亿或近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被“大小索罗斯”们操纵的游资据说有上万亿美元。传统的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投机活动是无害而有益的，它实际上起到了市场润滑剂的作用。但近年来日见猖獗、具有严重破坏性的投机活动却给人们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索罗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掠夺了成千上万人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并使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倒退了至少10年。索罗斯们的行为已经危及了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人们更担心的是有朝一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的投机者同政客勾结在一起，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破坏性巨大的投机活动。令人倍感无奈和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原则下，我们不可能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的那样“把索罗斯枪毙”。于是，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索罗斯恐惧症”。他几乎成了一言九鼎的人物，他的言行成了市场变化的风向标，各国中央银行更是战战兢兢，担心自己成为索罗斯下一个攻击的目标。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么?仔细分析一下近年来几次由于投机商的操作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便不难发现，每次危机的前奏都与有关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有关。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避免成为索罗们攻击的下一个目标的唯一对策就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货币金融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应该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防止经济过热。其次，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的情况下应避免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等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产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于房地产业的呆账过多才给了索罗斯以可乘之机。最后，要慎重对待外资，避免大量举债和盲目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墨西哥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引进外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对发展本国经济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为金融投机商敞开了大门。目前，许多国家为了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纷纷解除或减少了对外资介入本国资本项目的限制，允许外资的自由出入。专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中央银行应加强相关的金融立法并注意调整外债结构，避免短期外债过多或外债偿还期过于集中所导致的外汇储备紧张。总之，尽管索罗斯等金融投机商近年来屡屡得手，但他们毕竟不是百战百胜，无所不能，只要各国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审时度势，就一定能将金融巨鲨们拒之于国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