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金奏”就是音乐伴奏。“金奏”就是奏青铜乐器。我国古代击钟及镈而奏九夏之乐叫“金奏”。《周礼·春官·钟师》：“钟师掌金奏。”注：“金奏，击金为奏乐之节。金谓钟及镈。”金奏也常用以指庙堂音乐或泛指音乐或乐声。秦以前，我国称青铜为金，称金为黄金。古代钟、镈、鼓、铙等乐器由青铜制成，故称金奏。古代青铜器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其中礼器最为引人注目，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xiǎng）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远古先民不论是华夏民族，抑或蛮夷狄戎，均曾处于对世界无知的蒙昧阶段。他们对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环境的一切变化，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祭祀和征战，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直接的交战，决定国家存亡；间接的祭祷，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各民族在相同的需求上，进行不同的祭祀活动，整个过程中，对象抉择、表现形式、祝祷语词、音乐歌舞等等，往往表现该族深层的价值判断。因此，祭祀活动不仅是单纯地拜天求神，仪式底层下，也隐藏着不同的文化体现。夏商周三代，对祭祀活动十分重视，尤其是殷商，可以说是个鬼神盛行的年代。依据祭祀的对象分类，古代祭神大致分为天神、地祇、祖先三大系统，商周两代，三大系统的重要性略有变化。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百物，殷人皆祭拜，祭祀的典礼名目繁杂，祭品种类众多，甚至还有以人为牲的习惯。时移西周，祭祀之风本质渐易，周人祭祀的对象，承续殷商而来，拜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诸物，然而，他们的鬼神观念，仍与殷商有别。周朝更着重祖先的祭祀，因此，周朝是个“尊天保民，天人合一”的时代。《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同为祭祀诗，周代继殷而起，周人成功地扭转殷商每事必祭的迷信风气，强调以人为中心。楚国祭祀文化的特色，一是神明数量众多，二是不排斥他方神明，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更是楚文化的奇葩。《诗经·周颂》，所祭之祖有文、武、成、康、大王、后稷等，参与祭典活动之人，除了国君以外，诸侯、外族也担任助祭工作。祭祀的祝词，以描述先王功德盛美，子孙宜信守师法之形式居多。《周颂》有部分篇章，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归属农事诗，尤其是最后两首词，叙述农事过程十分详细完整，为最佳农业史料。虽然它们是农事诗，却不悖祭祀宗旨。古代礼器包括酒器、饪食器、水器、乐器等，乐器主要有铙、钲、钟、镈、铎、铃、钩、镦于、鼓等。“歌九功以协金奏，运七政以齐玉衡”一语见于《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长孙无忌）》，整段文字包括：大唐握干符以应期，得天统而御历。诛阪泉之巨猾，剿丹浦之凶渠，扫旬始而静天纲，廓妖氛而清地纪。朱旗乃举东城，高灭楚之功；黄钺裁麾西土，建翦（jiǎn）商之业。总六合而光宅，包四大以凝旒（líu）。异域于是来庭，殊方所以受职。航少海以朝绛阙，梯昆山以谒紫宸。椎髻之酋，加之以文冕；穷发之长，宠之以徽章：王会之所不书，涂山之所莫纪。歌九功以协金奏，运七政以齐玉衡，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崇升降之制，以拯颓风。荡荡巍巍，信无得而称也！“六府”加“三事”谓之“九功”。“九功”是大禹治理国家的宗旨，是夏王朝国家管理者的行为准则，是大禹民本思想的精髓。“六府”即夏王朝“金、木、水、火、土、谷”六个管理机构。“三事”即统治者的“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和“厚民之生”。解释开来，大意是：在位者要自正其德，正己以治民；要勤俭节约，不奢侈浪费，将钱财用于为民兴利除弊；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使民衣食富足。大禹是我国炎黄以后的又一人文初祖、夏王朝的奠基者、我国妇孺皆知人人敬仰的古代治水英雄。许多典籍文献中均有关于大禹民本思想的记载。据《尚书·五子之歌》载，大禹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说明，大禹对民的态度之谦恭，不仅把民看作国家之根本，而且有奉为尊长、上帝之意。早在四千多年前，大禹就有如此敬民、爱民之民本思想，真可谓明君圣主之最矣！“歌九功”就是要大力宣传九功。大禹的民本思想有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仅“敬民”若主，而且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的“养民”政策：“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他说：“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即要使“九功”各得所宜，配合协调，使民知晓，遵守奉行，发挥最佳作用，并采用歌咏的方式，使之广为流传，从而达到“美善以戒之，威严以督之，歌咏以劝之”的教民目的，还提出了“宁妄免大罪而不妄杀无辜”的“罪疑为轻，功疑为重”的主张。唐·皮日休《补周礼九夏系文·九夏歌九篇》：《周礼》曰“钟师掌金奏，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áo）夏》。”“运七政以齐玉衡”一句中“七政”系指：日、月、金星、木星、土星、水星、火星。“七政”与“玉衡”源自《尚书·舜典》，原文是：“在璿（xuán）玑玉衡，以齐七政”。“璿”是“璇”的同音异体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安装好璇玑仪，用来确定太阳、月亮和五颗星的运行。璇玑玉衡——一说指星象。具体说法不一。司马迁认为是泛指北斗七星。纬书《春秋运斗枢》把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视作璇，第三星为玑，第五星为玉衡。《晋书天文志》则把七星中的前四星认作璇玑，后三星为玉衡。优胜的《尚书大传》、刘向《说苑》以及《周髀算经》称璇玑为北辰。而《星经》却说璇玑和谓北极星，玉衡谓北斗之星。另一说主仪器。汉孔安国认为是可运转的“正天之气”，马融目之为浑仪，而北宋苏公布则认为是浑仪中的四游仪。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艺术和科学》一文中认为，被现代人视为古代装饰品的玉璧、玉琮、璇玑等，原型是三种零件，组合起来就是一种天文观测仪器（张祥平《〈尚书〉与璇玑仪》）。这个推断，正与《尚书·舜典》记载的“璇玑仪”相吻合。所以，既可以说：《尚书》证实了“璇玑仪”；又可以说：李政道描述的“璇玑仪”有助于理解《尚书》。见“金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