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大型青铜错金乐器。1978年5月，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由湖北省博物馆发掘。此墓的埋葬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墓中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其中有许多是前所未见的珍品。曾侯乙错金编钟共65件，依照铜钟的大小和音高次第成组悬挂，故称编钟。这种乐器是我国古代用于祭祀典礼和宴飨的礼乐器。编钟分3层悬挂在钟架上，最上层的叫钮钟，分3组共19件。中间和下层的钟叫雨钟，共45件。每件甬钟外表刻有“曾侯乙乍时”和有关音乐内容的铭文。在下层中间还有一件与甬钟不同的鎛钟。根据钟上所刻铭文来看，鎛钟是楚王送给墓主人曾侯乙的。在曾侯乙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体现着当时高超的黄金加工工艺水平。编钟的钟架系铜木结构。上层3条横梁由两根木质圆柱支撑，中下两层横梁则由6个青铜佩剑武士用头和双手承顶，结构十分牢固。编钟铸造时，为保证其音响效果及综合性能，合金原料高纯铜及铝锡的科学配比以及钟壁厚度的科学设计，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棺、椁以及承托棺椁的架子等都是用青铜器铸造的，共有6000多件，总共用铜10吨之巨，包括金、锡、铅等金属共重约12吨。这些青铜器物造型之复杂，纹饰装璜之精美，都是世所罕见的。通过现代科学鉴定，在其制做工艺上，综合使用了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及溶模铸造技术。这些都表明，当时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和铸造的工艺水平已达“世界之巅”。曾侯乙墓大型错金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王”。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说明战国时期我国音乐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错金铭文，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64件编钟（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钟除外），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达五个8度音（C2-D7），12个半音齐全、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中外乐曲。实践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入的泊来品），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7声音阶、5个8度音、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因而，编钟的出土，使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世界音乐史不得不重新改写。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编钟是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中国是钟的王国”。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钟，并有过“钟鸣鼎食”的灿烂文明。我国的铸钟史从原始到战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据考，钟的前身是铃，从原始的瓷甬钟到早商的扁圆形铜铃，至殷商的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穆王编钟发展到八件一组，历经春秋时期的九件、十三件一组，继而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从单音钟到按音阶编列演奏的乐钟，凝聚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史料表明，世界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也都有过铸钟的实践，但他们的钟口都是园形，而园形钟无论怎样敲，都是一个基音，且延续（余音）长，很难形成音律。而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成为乐钟，关键在于它洽当地运用合金材料在科学配比的基础上，成功地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技术、铝锡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钟壁厚度的合理设计、鼓部钟腔内的音脊设置、炉火纯清的热处理技术，才能使铸件形成“合瓦形”，产生“双音区”，构成“共振腔”。才能达到编钟的浮雕花饰，还在于对它所在的振动区起着负载作用，达到加速高频的衰减，有助于编钟进入稳态振动。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那个遥远时代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克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曾侯乙墓出土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曾侯乙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在工程图学上极有价值，是世界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写照，同时，它也为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楷模。编钟是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堪与古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相媲美，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1981年夏，擂鼓墩2号墓又出土了一套编钟，有钟36件，皆可演奏古今中外乐曲，可与曾侯乙编钟媲美，同属空前罕见之珍品。见“先秦曾侯乙墓金盏金匙”、“先秦曾侯乙墓铸金带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