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艺术特色。藏传金铜佛像雕塑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将佛教后期“像教”的趋势发展得淋漓尽致，可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从现在作品数量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艺术在规模、烜上能与之匹敌。藏传金铜佛像雕塑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前的古老西藏，因为据《新唐书·叶蕃传》、《旧唐书·吐蕃传》和《册府元龟》等著名的汉文古籍记载，古代西藏在佛教传入之初就不仅有了成熟的金铜雕塑作品，而且其中一些上乘佳作还成为重要的馈赠品。如公元657年吐蕃赞普就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猴子、骆驼、马、羊、和马背上骑士环视的金城雕塑；646年松赞干布的重臣禄东赞又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7尺多高、用黄金铸造成的金鹅，祝愿唐太宗东征马到成功。动物雕塑是佛教传入西藏前和传入之初西藏金铜雕塑的主要题材，它们疑与佛教传入前古老的本教图腾崇拜和高原游牧文化有关。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收录的部分作品再次体现出这一趋势镕些作品包括源泉于日喀则的青铜护身符。这件作品的造型十分奇特，由四只连体鸟组成的，其中每只鸟均为一身双头。同时，还有青铜猫科动物，衔环的青铜小熊。此外，则布隆地区出土的十二生肖动物雕塑已经开始上色，用圆形来体现时间和空间，下半部凹形的构图中分别雕有鼠、牛、虎、兔、龙、蛇、猴、鸡、狗、猪等十个生肖，上半部分横列造型有佛教的宝伞、金鱼、宝瓶、莲花、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八瑞祥。动物和八瑞祥的刻画力求写实，风格古朴。它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佛教传入西藏后古老文化信仰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史前这种写实、朴素的动物雕塑传统在随后的吐蕃时期依然十分游行，其中不乏造型优美、技艺精湛的雕塑杰作。这些实物和文献记载充分证明，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就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金铜雕塑传统。据藏文史料记载，佛教雕塑最早于公元6世纪左右出现在古代西藏的王宫。在拉托脱日年赞赞普时期，突然从天上降下了四种密宝，由于当时藏人出于对天神的崇拜和敬仰，尽管对佛教的四种密宝一无所知，但仍将其作为圣物供奉在王宫雍布拉康宫殿之中。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而言，这四件密宝中就包括后世极其浒的佛塔。尽管这则神话传说已经极其遥远，无从考评，但却表明佛教艺术是伴随佛教在古代西藏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并且对西藏的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佛教的大规模传入和寺庙、寺院的不断涌现，为佛像及其相关题材内容的雕塑创作提出了巨大的需要，因此在西藏本土雕塑艺术传统基础上不断吸收印度、中原内地、尼泊尔等佛教艺术精华而形成的崭新艺术形式——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从而一跃成为西藏雕塑艺术的主体。作为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主要种类之一的金铜佛像艺术与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一样，其间也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和繁荣等重要的历史阶段。其中，吐蕃时期、亦即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是金铜佛像雕塑萌芽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在强盛时期囊括了包括今天尼泊尔部分地区、印控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中国西北新疆的南疆、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部分地区，并且一度控制了东西方的重要商业、交通和文化通道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吐蕃社会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大力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化。成功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开放措施加强了与丝绸之路周围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从而带来了吐蕃社会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佛教及其艺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陆续进入吐蕃社会的。佛教及其艺术从两个方向大规模同时传入吐蕃。唐朝的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和赤尊公主从尼泊尔带进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是佛教同时从东西两个方向传入的重要标志。在松赞干布和随后历代赞普及其皇室成员的积极扶持之下，展开了大规模地兴佛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修建寺院。今天仍矗立在西藏的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桑耶寺和噶曲寺等著名寺院就是在吐蕃时期修建而成的。佛教在吐蕃的最初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强大阻力。佛教文化传入吐蕃之前，西藏古老的原始宗教本教占据绝对优势。佛教传入之后，于是在吐蕃社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佛教和本教文化大战。二者势均力敌，彼此时消时涨。尽管在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待时蓄发的本教文化势力最终在9世纪中叶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时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朗达玛灭法事件。此后，吐蕃王朝崩溃，佛教势力一蹶不振，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佛教进入了传统史学家和佛学家称之为的“黑暗时期”。此时期佛教寺院在古老西藏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促进了佛像雕塑和绘画艺术的兴起，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序幕。从藏传佛教在此时期的发展角度来看，包括金铜佛像雕塑在内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具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各种艺术风格各放异彩。吐蕃对外实行的开放策略带来了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吐蕃社会吸收的佛教不仅有印度、尼泊尔传播的佛教，也有唐朝腹地和以于阗为首的西域佛教。各种佛教艺术风格随着各自的佛教一起传到了吐蕃。二是从学习、借鉴、模仿到融合、创新。在藏传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佛教艺术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进入吐蕃社会后，吐蕃社会自然要学习、借鉴和模仿这一崭新而又陌生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这是一个从自然王国到必然王国的必由之路。与此时期的建筑、绘画一样，吐蕃时期的雕塑在自己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借鉴域外艺术风格，并经过融合贯通，最后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后世学者将吐蕃时期的金铜佛像分为早、中、晚时期，分别称之为早期法王塑像、中期法王塑像和晚期法王塑像。与吐蕃时期的金铜佛像雕塑相比，后弘期初期的作品尽管仍处于吸收和借鉴阶段，但吸收和借鉴的质和量都发生了新的飞跃，从而为随后元明时期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朗达玛赞普在西藏腹地推行的大规模的灭法活动佛教被宣布为非法，僧人被迫还俗或者改宗或逃至偏远地区避难，部分寺院被毁或改作它用，著名的大昭寺也变成了屠宰场。寺院中的金铜佛像和其他质地的塑像以及壁画也难逃厄运，大多被毁。这场肇端于政治和宗教纷争演变而成的文化浩劫对藏族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和挽回的重大损失。辉煌了两个多世纪的吐蕃王朝也在这场浩劫中结束了使命，最后形成了王朝四分五裂，佛教销声匿迹的局面。元明时期是藏传金铜雕塑日益成熟并繁华盛开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藏传佛教经过后弘期初期的大力传播，不仅两次获得了新生，同时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和萨迦派等著名的早期教派都在此时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另一方面，元朝对西藏的统一和对以萨迦派为首的各藏传佛教的礼遇促进了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藏传佛教及其艺术自后弘期初期传入西夏以来两次大规模向内地传播。1368年，元明更替后，明朝继续推行礼遇藏传佛教的政策对藏区的各个藏传佛教派别采取多封众建制。这些客观因素不仅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繁荣，同时也为包括金铜佛像雕塑在内的藏传佛教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清代是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其规模、地域和现存作品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在藏区，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新的的格鲁派迅速发展到藏区各地。格鲁派寺院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而出。与此同时，以格鲁派为首的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教义和实践方法大规模东传，远至蒙古和东北等蒙古族、满族和汉族等地区。与元明时期的东传相比，此次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仅停留在以宫廷为首的上层社会，而是逐步深入到民间，因此具有广泛性。北京的清宫、山西的五台山河北的承德、东北的沈阳和内蒙古的察哈尔等地成为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内地传播的重要中心。藏传佛教金铜佛像雕塑的材料十分广泛，主要材料为金、银、铜和合金材料。其中，铜又分为紫铜、黄铜、红铜和青铜等。根据文献记载，金、银、铜、铁、锡、锌等八种金属合金的合金材料最为名贵。其中，黄铜、紫铜和合金材料的雕塑在西藏佛像雕塑种类最为流行。镶嵌宝石和半宝石也是西藏金铜佛像雕塑的一大特点之一，这些宝石主要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绿松石、珊瑚和青金石等宝石最为普遍。除镶嵌宝石外，部分雕塑还镶银、嵌铜、错金银，上色和描金。一般而言，善相神灵头发上蓝色，怒相神灵则上红色。金铜佛像的制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失蜡法”，一种为“模具法”所谓失蜡法就是先用蜡制作模型，然后在模型的表面上均匀地涂上一层特别调制的泥土或石膏，晾至半干后用火烘干，当外形烧硬时，里面的蜡像随即熔化。干硬的外壳随即形成泥范，然后向泥范中浇铸造熔化好的金属液体。待金属液体凝固后，去掉泥范，人性金属造像从其中脱颖而出。模具法则与一般的砂型铸造工艺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