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前蜀·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句。全诗为：“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甄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汉唐时代，因为南方诸国的黄金经过冶炼品质最好，故而有“南金”的美称。《三国志》卷三○引魏人鱼豢的《魏略》称“大秦国多南金”。《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记载前秦掠上都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水经注》卷三六记载，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以林邑顽凶，历代难化”，“北宝既臻，南金阚贡”，乃命交州刺史檀和之出兵日南。虽然六朝隋唐时代“南金”亦可以比喻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以上记载中的“南金”都是指从境外输入的黄金。唐朝岭南是海外金银输入的重要通道。唐朝广州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金银通货在唐朝南海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有关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海外输入“南金”的记载更为频繁。所谓“金贱海船来”，反映了大量舶来的黄金曾经一度导致广州市场上金价的跌落。而其他相关材料也证明了域外金银曾经通过岭南输入。早在隋朝末年，因中原内地战乱，丘和当时为交趾太守，史载“林邑之西诸国，并遣遗和明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唐太宗《正日临朝》诗曰：“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晚唐王贞白《长安道》诗称：“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唐朝广州与大食之间贸易往来密切，唐人所作《广州记》称：“金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是贸易并使金。”唐开元年间，新罗人慧超所撰《往五天竺国传》“波斯国”条称：“土地人性爱交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狮子国，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在广州，这种以黄金等舶来品换取中国丝绸等商品的贸易都是由唐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显庆六年(公元657年)二月唐高宗敕文称：“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而唐朝在广州所设市舶使的职责之一就是市珍奇之货而纳贡。《韦公神道碑》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宫廷宦官韦氏“充市舶使，至于广府，賝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由此可以推测，在广州繁盛的海外贸易中，必定曾经有大量舶来的金银直接进入了唐朝中央或皇家的府库。加藤繁指出：“从唐朝输出到南方诸国的货物虽无明白的记录，然大体是些绢帛、陶瓷器，因为这种种是宋代的输出品，故亦可推测其为唐代的输出品。又在宋代金银亦为输出品之一，在唐代对于金银的输出，也许亦有其事，不过尚无征验可考。盖唐与南方诸国，在经济方面双方关系既密切，则金或银，或由唐输出南方，或由南方输入唐境，皆有其可能性。”然而，岭南作为唐朝境内最重要的金银来源地，我们认为主要还是以岭南本地的金银生产为前提的。东晋南朝时期，岭南地区金银生产开始有明显的发展。唐代则在前代的基础上有重大进展，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地域的大为扩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金银产量的大量提高。早在20世纪20年代，加藤繁即撰有《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对此有所讨论。唐朝金银出产和贡奉的记载集中在《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参见“唐朝金银贡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