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殖民地经济货币区。根据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协定建立的，法国曾通过这些协定对它的殖民地实施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属殖民地都把它们自己的货币以平价牢牢与法国法郎挂钩。战后，货币体制大为简化，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货币合并为一种单一货币，称为法属太平洋殖民地（CFP）法郎，其余所有国家（绝大部分在非洲）的货币合并为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这两种货币都能以固定的平价自由兑换成法国法郎。各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了“业务帐户”，把它们的大部分外汇存入该帐户。如有必要，可对此帐户进行透支，这些规定保证了货币的可兑换性。这一体制允许资本在该法郎区流动，并通过制定共同的贸易和金融政策，鼓励扩大国际贸易。这些原则至今仍通行于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区。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区最引入注目的特点是40多年来与法国法郎的汇率一直没有变动。战后立即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不稳定因素，那时的汇率被确定为0.5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兑换1法国法郎。1968年，法国实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新法郎，规定每100旧法郎兑换1新法郎；而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的价值则保持不变，因此，汇率变成50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兑换1新法郎，并一直保持到1992年。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化，反映了世界这个地区经历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首先，成员国的数量有所变化。在头30年中，几个国家——主要是与别国不相邻的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和吉布提）脱离了该法郎区，建立了独立的货币或采用法国法郎。然而到80年代，成员国数量有所回升，这是因为马里在脱离22年后于1984年重新加入，赤道几内亚也在1985年成为该法郎区第一个与法国没有殖民联系（甚至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的成员国。自那以后，该区横跨中、西非赤道地区的13个成员国形成了一个连成一片的集团。（第14个与法国法郎挂钩的国家是科摩罗，它自己有独立的货币，以与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相同的比价与法国法郎固定在一起；此外，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也使用法属太平洋殖民地法郎，但与法国法郎的比价各不相同。）第二个重要变化是这一体制越来越不依靠法国。各成员国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相继取得独立，重要的“非洲化”改革也于1974年完成。这些改革加强了各成员国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同时保留了由法国任命的中央银行总裁的参与权。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反映，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的殖民地货币概念被废止。今天，有两种不相干的货币人们都称之为CFA法郎，但其全称已发生变化。西非的7个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使用的货币称之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它们已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组织——西非货币联盟，并授权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指导货币政策。中非6个成员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和加蓬——使用的货币称之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并建立了它们自己的中央银行——中部非洲国家银行。随着这些政治和制度的变化，经济多样化的程度日益增加。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该法郎区与法国的国际贸易额占国际贸易总额的比例从近50%降到大约30%，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填补了大部分空白。在上述20年里，该地区出口中的食品和农业原料的份额，从75%降到不足50%，石油和其他矿产品填补了上述空白。9种不同的产品构成了13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有7个国家的矿产品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5个国家的农业原料（棉花和木材）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80年代中期，只有两个国家主要出口食品：科特迪瓦出口可可，塞内加尔出口鱼。由于经济状况不同，人均产值变得十分悬殊，生产棉花的乍得，每年不足200美元，而石油丰富的加蓬每年则超过3000美元。在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有三项基本机制控制货币的增长。第一，业务帐户透支要收取利息（按信贷平衡支付利息）。第二，业务帐户平衡低于规定目标时，要求有关中央银行采取限制信贷膨胀的政策。限制措施要着重提高与中央银行进行票据再贴现的费用，并限制流入其他再贴现机构。强调再贴现既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有限发育，也反映了银行储备必要条件的缺乏。为了实施限制信贷的规定，各中央银行业务帐户的盈余从理论上讲是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的，余额归银行自己。第三，中央银行对各国公共部门的信贷，最高不得超过前一年财政收入的20%。这些规定虽未严格确定国内信贷总额增长的最高限额，但却是一项有力的金融纪律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货币区内各国的经济都严重和持续地恶化了，因此，人们在过去几年中，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货币区协议的效能。由于受到货币即将贬值等谣言的影响，该区货币经常受到资本外逃等形式的投机性打击。有关国家最近已对此作出反应，在1992年夏举行的部长级和政府首脑级会议上，它们确定要加强而不是放弃这些协议。在这些会议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建议包括：建立政府间协调货币、财政和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理事会计划，以及促进地区间实际（不仅仅是货币）一体化的计划。如果该区域自身是根据经济状况而合理地组成的，那么这些努力从长期来看会获得成功。分析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作用的一个方法，是看它是否符合成功的货币联盟所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下述因素：（1）工资和价格的灵活程度；（2）劳动力流动程度；（3）各国间在来自外部干扰的影响方面是否相似；（4）地区内的贸易额。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积极的方面，但从经济角度上看，没有一条能说明货币区就是建立共同货币区域的必然方案。 实际上，整个世界经济都限制降低物价和工资的灵活性。如果价格和工资高度灵活，那么最合适的安排就是，通过固定汇率促进金融稳定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而把所需的各种调整留给各自的市场。对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区国家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迹象显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工资的灵活性在下降；而在通货紧缩时期，又有未能降低名义工资的明显例子——特别是在公共部门。此外，当80年代中期咖啡价格猛跌一半时，整个地区对咖啡种植者支付的价格仍保持不变。在该法郎区的一些地方，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十分重要。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1975年，在科持迪瓦的受雇人口中有25%是外国人，而劳动移民是与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这种形式的移民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失业工人向劳动位置相对多的地区流动。如果没有这种移民，变动汇率也可能是恢复劳动市场平衡的一个可选择的办法。然而，由于该地区人口中心之间相距遥远，运输工具有限，以及一些成员国采取限制政策等，因此，把劳动移民作为对经济状况变化灵活反应措施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没有对某一国家造成冲击可能是认为调整汇率必要性不大的另一种原因。不幸的是，在80年代，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正是受到严重冲击的一个地区。这个时期的主要不利冲击是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这些国家出口的很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幅度下跌。但各种商品下跌的程度大不相同。从1980年到1990年，棕搁油、可可豆和铀下跌了50%或者更多；石油、鱼粉、磷酸盐岩、棉花和牛肉下跌了20%或不足20%，木材价格略有上升。如上所述，本地区各国的出口结构大不相同，因此，这种多样化的价格动向在贸易变化方面带来了相当大的差别。 最后，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的区内贸易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欧洲高度发展的区内贸易是欧洲货币联盟倡导者引证的关键论点之一：使用共同货币会减少联盟内进行交易的费用，贸易额越高，收益就越大。例如在1985—1987年间，法国国际贸易的57%是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进行的。在同一时期，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只有7．5%的贸易是在该区内进行的。这一相当低的比例是由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相同的因素造成的，还有：在低收入国家中很多产品的市场有限等因素。 对该法郎区作用的另一个看法是，作为货币本位区它是否有意义。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国家集团使用的共同货币与外部的支撑货币牢牢地固定在一起，并与支撑国进行积极的合作。这种固定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实施财政纪律和保持货币的可兑换性，带来了潜在的好处；但因失去了汇率这种调整的手段，也付出了潜在的代价。但总起来看，这种做法给该体制带来的好处更大一些。 也许，该法郎区继续存在的关键是它实行的金融纪律和对金融政策的信任所带来的好处。在整个80年代，所有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或低于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这与非洲地区其他很多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该法郎区消费物价未加权的平均膨胀率为4.2%（1980-1989年），法国为6.5%。更重要的是，这种物价稳定是在没有付出长期经济增长明显代价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国家的实际产出年平均增长率约2.5%，法国为2%，而其他非洲邻国则不足2%。这种简单的跨国比较并不表明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会使增长率降低，但它确实表明，该法郎区的成员国至少与他们的邻国（这些国家都有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干得同样出色。 判断该法郎区硬通货协定作用的另一个更为直接的方法是，检查一下他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力度和稳定性。即使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成员国由于其他国家改变了汇率或受到贸易条件的冲击，它可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方面，人们特别注意到少数几个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例子：从1985年至1988年，科特迪瓦的货币升值36%；从1982年到1987年，喀麦隆也差不多升值36%。然而这种情况在整个时间内则倾向于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没有系统性的升值趋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5个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发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上。从1980年到1990年，只有喀麦隆出现了净升值（刚刚超过10%）；多哥贬值20%多，加蓬贬值10%，科特迪瓦和中非共和国则贬值3%-4%。 这些数据并不表明在国际竞争方面没有问题。由于上面所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实际汇率指数已经下降，在外贸方面，只维持在最初的水平上。所产生的巨大外贸赤字表明了严重的结构失衡。象80年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大多数成员国的经常帐户赤字越来越多，耗尽了国外净资产，使它们再次要求重新安排外债的偿还期。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是由外来伤害引起的，而不是由金融上的失误造成的，所以用汇率的灵活性或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措施来解决，其可能性必然是有限的。 要说明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为什么会存在，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研究：要把它作为一个货币联盟和一个货币本位区的联合体来看待。该法郎区各国在经济上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的贸易额也很小。然而，它们都和西欧有着强有力的贸易联系。因此，该法郎区已经变成大货币稳定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包括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各国、法国、欧共体其他国家和其余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欧共体货币单位或德国马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各国的贸易有70%是在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的。面对过去10年的冲击，这些国家为维持这一货币联盟已经放弃了把汇率作为调整外贸的手段，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和其他扭曲价格的措施。然而，总的来说，它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货币稳定，这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它们保持甚至加强了与欧洲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这种平衡最终是否能带来好处，是90年代非洲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