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更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为人狂放不羁，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务。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哀诏至吴，大臣设幕哭临，当时有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金亦参与其事，遂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金人瑞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铨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杜诗解》未成而罹难。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有“唱经堂外书”，包括《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杜诗解》、《左传释》、《古传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经堂内书”，包括《法华百问》、《西城风俗记》、《法华三昧》、《宝镜三昧》、《圣自觉三昧》、《周易义例全钞》、《三十四卦全钞》、《南华经钞》、《通宗易论》、《语录类纂》、《圣人千案》；“唱经堂杂篇”，包括《随手通》、《唱经堂诗文全集》。多属未竣稿，或只存片断，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金人瑞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人瑞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人瑞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他评《水浒》、《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猾，而“写得李逵愈□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人瑞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金人瑞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金人瑞又能诗，有抄本《沉吟楼诗选》传世。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金圣叹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