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发行的货币。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挽救日益恶化的军事和经济危机，强力搜刮民脂民膏，经过精心策划，蒋介石想出了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决定在全国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新货币——金圆券。这一政策一经推出，立刻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①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1939年以前，通货膨胀速度较为缓慢。物价上升指数还未超过法币增发指数。如以1937年6月为1，到1939年12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04，而物价指数重庆为1.77。②1940年起进入恶性通货膨胀阶段，物价上升指数超过通货增发指数。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指数为394.84，同期重庆物价指数为1795.00。③1947年起法币进入崩溃阶段。该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军费支出浩繁，黄金外汇大量消耗，法币发行如脱缰野马。到1948年8月19日，法币发行额累计为663694.6亿元，发行指数为470705.39，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5714270.30。法币崩溃，改发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广州，7月份又分别在广州、重庆小块地方发行了银圆券。④新发行的金圆券很快就告崩溃，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55000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发行时的最高面额100元，发展到50万元、100万元，面额最高的竟高达60亿元一张的巨额大票。在1948年8月一张提货单上共贴有100元面额印花税票61000余张。如果把法币和金圆券合计，则自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货币发行指数为144565531914.9（即1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指数为36807692307691.3（即36万多亿倍）。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人民币兑换收回。第三次通货膨胀的过程：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明令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国民党政府自1935年发行法币到1948年初的发行额已高达战前的47万倍，85%的财政赤字要靠印钞机来弥补，而物价却比战前上涨3492倍，造成法币以空前的跌落态势滑向崩溃。然而，事与愿违，金圆券法案的实施，不仅没有挽救其反动统治的颓势，反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个月左右，金圆券便彻底崩溃，贬值超过2万倍，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不值钱、最短命、最具欺骗性和掠夺性的货币。恶性通胀令民间经济陷入混乱，特别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所受经济损失巨大，令国民党失去原来最重要支持者，成为国民党在內战中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发行金圆券的原先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国民党政府在“币制改革”时说得娓娓动听：“法币”发得太滥了，太不值钱了，物价涨得太快了，人民的生活太困苦了。现在换一种新钞票，从头好好儿干。于是这种新钞票——金圆券就以这样堂皇的理由入市了。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增加超过1000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通过全国广播发布，并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內容为：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为20亿元。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東北流通劵30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连工人的工资和公教人员的薪金也不例外。按法案规定，全国的金融机构在新货币发行后，都要将所拥有的金银、外币送交中央银行兑换，但深知金圆券底细的金融实业家又有谁会把自己的财富白白送进国民党央行的狮子口里？许多人迟迟按兵不动，对新货币法案持观望态度。蒋介石可等不及了，他在9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大骂许多商业银行“自私自利”，“直接破坏政府戡乱救国的国策”。他威逼金融实业家们必须马上改变观望态度，否则“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严厉制裁。”老蒋这回说到做到，他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为了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他马上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亲临督阵，摆出不获全胜不收兵的架式。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协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８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换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示杀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就在金圆券刚刚强制推行之时，国民党政府便后院起火，主管金圆券发行的财政部爆出币改泄密丑闻，引起强烈的社会振荡。8月20日，就在国民党政府举行币制改革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的文章，揭露有人早已获悉国家币制改革的核心机密，一些“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此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向报社询问谁是19日上午由南京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得数千亿元暴利的隐名之人，国民党财政部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评论的焦点。许多人怀疑是王云五指使其好友潘序伦所为，更有人怀疑是前任钱币司长现为四小行首脑人物戴铭礼，还有人说经济部长陈启天也难逃干系。金圆券币改泄密传闻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深恐此案会使金圆券信誉扫地，便急命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火速派员去上海追查隐名真相，并命蒋经国亲自督查督办，限7天破案以正视听。在老蒋的催逼下，蒋经国等人决定以上海237家金融股市交易所为突破口，派出8个行动组共同作业，查找19日交易额在300万股以上的行所。很快，专案组就先后查出了22家有问题的交易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蒋介石起家时的旧友、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所。这时蒋氏父子已顾不得往年的旧情，杜维屏很快被拘押审讯，在蒋经国等办案大员的轮流审问下，杜维屏最后说出19日巨额股票的抛售和套汇是由名叫李国兰和杨淑瑶的两个女人在该所开户所为。9月2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正式逮捕杜维屏、李国兰和杨淑瑶。通过凌厉的审讯攻势，他们终于供出是受李国兰的丈夫国民党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和杨淑瑶的丈夫中国石油公司南京营业所主任徐壮怀指使干的。于是，陶启明很快被逮捕归案，徐壮怀则闻讯携金潜逃。经过56个小时的审讯，陶供出了其顶头上司徐百济和袁柳安。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公审此案。因涉及内幕太多，仅对徐百济、陶启明各判7年，对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分别判刑7-10月，一场轰动全国的财政部币改泄密大案就这样结束。为了确保金圆券发行后的流通信誉，蒋经国还专门成立了近2万人的“打虎队”，先后查封扣押了一大批从事走私、套取官价外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违法经营公司和大小老虎，将上海滩有一定影响的戚再玉、陶启明、张尼亚、王春哲4个“小老虎”枪毙，将64个“中老虎”拘押，就连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也被关进大牢。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亦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蒋经国因宋美龄之压而被迫放人，其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內阁亦在11月3日总辞职。金圆券的最致命缺点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至12亿元。至11月9日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１美金兑４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１美金兑20金圆券。金圆券的面额变化大体分三个阶段（杨荫薄《民国财政史》），第一阶段是1949年8月23日开始的初期，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第二、三阶段是同年9月20日至1949年6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上海后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在此期间，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金圆券源源不断地印，发行量漫无限制，价格和工资却不准上涨。反动政府用那花花绿绿的纸片，变本加厉地掠夺人民手里的物资，剥削人民的劳动力。法币换成了金圆券，商店里却没有货物了，工厂找不到原料来开工了，人民拿着金圆券买不到米吃。不到3个月，限价的法令自然而然被冲破了。物价又一天一天往上直窜，金圆券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法币的老路。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現数以十万计的抢兑人潮。1948年12月24日，为了用金圆券兑换黄金，在上海，被挤死的就有9个人。这9个都是穷人，他们并没有想要发财。而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为了赚几个辛苦钱养家糊口，才替有钱人来挤兑黄金的，哪儿想到竟然白白地赔上了性命。这时黄金的价格是每两2000金圆券，比它强迫收兑的时候涨10倍。政府决不做蚀本生意，它把搜括去的黄金吐出极少一部分，来暂时维持金圆券的生命，好在崩溃的前夕，继续用那花花绿绿的纸片来掠夺人民，剥削人民。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４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亦不断升高，最终出现了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交易所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物价早晚都有不同。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不欲持有钞票。交易后或发薪后得金圆券，即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民国以后，“石”变为重量单位，1市石等于156市斤。那么，如每石大米需4.4亿元金圆券，每斤价格就是282万元金圆券。如用100元面额的金圆券，282叠100张的，则要使用麻袋了。蒋介石通过金圆券币制改革洗劫了全国老百姓数以亿计的财富，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金圆券发行仅15天，汉口、重庆和广州的物价就分别上涨21%、40%和83%，整个国统区立刻刮起了存款挤兑和米面油盐抢购狂潮。此后全国物价指数像旋风一样狂升，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2769倍。以实物比较，抗战前夕的1937年4月能买3733石米的钱，到1949年4月只能买一粒米。此时的物价不是几天一涨，而是一天几涨，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到后来的月工资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都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金圆券的暴跌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等死，据上海一家慈善机构统计，仅4月2日这一天，倒毙街头无人掩埋的死尸就达452具，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共产党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后，曾续发金圆券，但其价值已接近废纸。民间一般交易多以银元或外币进行，小额交易亦有以物易物。至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发金圆券，改以银圆券替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7月4日，行政院在广州宣布《银圆及银圆券发行办法》，恢复使用银本位的银圆货币，政府交易以银圆或新发行的银圆券进行。银圆券1元兑银圆1元（含纯银23.493448克），可无限兑换。而金圆券则以5亿元折合银圆券1元，限于9月1日前收兑。初发行时，银圆券面额分1、5、10、50、100元。7月8日，重庆亦开始发行银圆券，兑换比例是1银圆券兑7.5亿元金圆券；8月24日，云南昆明也开始发行银圆券。由于有法币、金圆券的前科，加上政局日下，虽然有无限兑换银圆的保证，银圆券仍难逃贬值的命运。7月17日，新华社发表声明，解放西南后只会收兑银圆而不接受银圆券。银圆券即出现贬值，在广州，兑港币的价值立即下滑。广州政府禁止外币流通，但无实效，多次出现以银圆券抢兑银圆的现象。由于银行的银圆储备不足，只好在8月起改为限额兑换，市民对银圆券信心崩溃，价值暴跌。之后随着战事日下，广州及西南在1949年下半年相继由共产党攻占，银圆券亦从此停止流通。最后在中国大陆被人民币所取代。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和币值，最终引臻金融混乱、市场崩溃。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亚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內本来最应倾向保卫科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在节节败退。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內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产美金1.2亿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产美金2500万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而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事实上，国民党发行金圆券，除了内战的需求外，蒋介石早就谋好了败退的出路，为东逃踞守台湾作物质上的准备。此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为抵制代总统李宗仁，早已把大量的黄金美钞运往台湾，李宗仁只得靠不停地印制金圆券挣扎维持，就连蒋介石自己在上海解放前夕也只有靠金圆券作“金奖”，欺骗守城将士为其卖命。他还把准备起义捉蒋的抗日名将张权将军以破坏金圆券法案和白银管制的罪名当街杀害，为金圆券作最后的欺骗。国民党南京市长在解放军攻占南京逃跑时因国库实在没有金银外币可带，只好带上仅能掌握的3亿元金圆券仓皇逃命，结果被其警卫和司机打伤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了全面崩溃，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92.4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而此时的金圆券已成为无人要的一堆废纸，这场荒唐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出台仅仅9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