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金银”的古称。错金技术也称金镶嵌技术，是我国古老的手工工艺。错金常与错银相给合，在同一器物上按图案或文字的不同要求，分别镶嵌金银丝片，以得到由黄金和白银组成的图案、文字，这又统称金银错。参见“错金”。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中国收藏网）它最早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主要用在青铜器的各种器皿，车马器具及兵器等实用器物上的装饰图案。但它比青铜器出现晚，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它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即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金银错青铜器以千百计。但对于中国的青铜时代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抹绚丽的晚霞。无论古代说的“金银错”，还是今天说的“错金银”，金银二字容易明白，但“错”字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汉字是世界上含义最丰富的文字，而“错”字又比一般汉字的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据《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解释，它至少有十多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金银错，这个“错”字，就必须和金银联系起来才能说清楚。同时，还要以金银错流行的那个时代的人对错字解释为准。汉代是我国金银错工艺最盛行的年代，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大字典对“错”字只有一种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声”。金银错最流行的汉代，对“错”字的全部解释，就只有上述八个字，说明那时所说的金银错，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涂，俗作涂，又作（错？），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广义一点说，就是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就可以叫金银错。如用金线绣成图案花纹的背心，汉代就叫“金错绣裆”（《西京杂记》卷一）。在漆器上做金银图形的，叫“金漆错”。（《后汉书·舆服志》）中华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对“错”字的第一解便是：“错，用金涂饰”。饰，就是纹饰。《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是引《集韵》：“金涂谓之错”。所以，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金银错，都应以二千年前，也就是金银错最流行的那个年代对它的解释为依据。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二种。一是镶嵌法：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的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1973年，我国著名学者史树青，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主要就是谈这种方法。其制作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二是涂画法：这是汉代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这从汉人对“错”字的解释：“错，金涂也”，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金涂”法主要工序如下：1.制造“金汞剂”。“金汞齐”的制造是一个化学过程，即是把黄金碎片放在坩锅内，加温至摄氏四百度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体，制成所谓的“泥金”。2.金涂。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3.金烤。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这种方法，今天有人称为“鎏金”，但古代叫“金错”。因为《史记·赵世家》：“翦发纹身，错臂左衽”。原注：“谓以丹青错画其臂也”。古代画彩也叫“错彩”，钟嵘《诗品》卷中：“汤惠休曰：谢（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错彩和镂金是两码事：如前面所说第一种镶嵌法，也就是史树青所谓的"镂金"法；而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即“金涂”法，就是“错彩”。如果把全器都涂上金，而没有“错彩”，没有任何花纹图案，是素面，就不能叫“金错”。在汉代青铜器工艺的流程中，有一道专门的金银错工序，负责这道工序的工人，叫“金银涂章文工”，“章文”是文章、纹饰的意思，所谓“金银涂章文”，就是在青铜器上，用金银涂饰花纹图案。由于汉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所以，在一些汉代金银错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有“金银涂章文工”，“黄涂工”，或简称“涂工”的工种名字。在现存的战国秦汉金银错铜器中，多数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许多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一些精美金银错青铜器，它的金银错纹饰脱落处，没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198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件器物虎尾上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但脱落处并没有丝毫凹痕，明知不是嵌的，而是涂的。还有，传为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斗兽纹镜，也是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仔细观察，发现错金脱落处，也无任何凹痕，一看便知是用的“金涂”法。又如现存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是一件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其金银错脱落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凹痕，一望便知为“金涂法”产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铭文、几何纹图案、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在商代出现的，最先是铸造的，战国秦汉多是刻的或錾的，但是，无论是铸的，还是錾刻的，铭文与铜器的本色没有区别，粗心的人，有时会对铭文视而不见。但是，从春秋时期错金银工艺兴起后，人们在铜器上用黄金错成铭文，这样，铭文就熠熠生辉，人们一见到青铜器，金光闪动的铭文，就抢先进入你的眼睛，尤其是，青铜器经过地下千年埋藏，其表面已变成深颜色的“绿漆古”或“黑漆古”，而金错铭文，则数千年光辉丝毫不减，这样，它们就好像夏夜深蓝色天空闪烁的星星，非常美观！目前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错金银青铜器，就是一件错金铭文的栾书罐，是春秋中期的，器高48.4厘米，素面，颈至肩下，有金错铭文5行共40字。铭文大意是：在正月季春，栾书作此器，用以祭祀祖先，希望长寿，子孙永宝用。栾书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臣，卒于公元前573年。自公元前6世纪金错铭文开了个头，从此之后，竞相仿效，风行了近一千年，其高峰期是春秋后期至汉代。金银错本身是一种装饰工艺，为了追求装饰美，铭文从此发生了变化，铭文的位置，从器内移于器表，并刻意进行经营。金错铭文一般使用各种美术字，其中用得最多的，是吴越鸟虫书。鸟虫书又名虫书、鸟篆、鸟籀，是篆书中的花体，往往用虫鸟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金错鸟虫书铭文，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用于兵器上，秦汉则见于壶等容器上，如上海博物藏金银错鸟篆纹铜壶和河北省满城西汉墓出土的金错鸟篆纹铜壶。有些青铜器金错铭文，虽然不是鸟虫书，但也有图案化、艺术化的倾向。如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金错鄂君启节，上有金错铭文312个字，字体似草叶篆，线条劲细飘逸，横竖笔划交叉处，常常以圆点装饰，好似点点明星，散落于字里行间，非常美观。金银错青铜器多用几何纹装饰，其中尤其以几何云纹最多见。金银错几何云纹，与以往青铜器的几何云纹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它既有几何图案所固有的严谨规则构成的骨法，而又在规则中求变化。如多使用细而匀称的云纹涡线，而旋转的细涡线之间，是用较宽的面来联结，这种纹饰富有节奏感和律动美，显得格外清新和活泼。几何图案的创新，是战国秦汉金银错工艺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此外，几何图案，还有菱纹、三角纹、雷纹、勾连纹等，但都不是主要纹饰。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的描画等。春秋后期至战国秦汉，青铜兵器上，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春秋至战国早期金银错兵器的主要特点，是金错铭文。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戈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戈面的胡和援，在胡部的，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宋公戈，传为1936年安徽寿县出土，戈长22.3厘米，胡长9.7厘米。胡部有金光闪闪的鸟篆铭文：“宋公之（造）戈”。宋景公名，公元前516年即位。该戈的内部，还有金错变形兽纹一组。又如上海博物馆藏春秋后期蔡公子加戈，胡部有金错鸟篆文六字，内部还有金错双钩线。还有的戈铭在援至胡部，如山西省博物馆藏的王子戈，戈的援至胡金错鸟篆文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剑脊上。如安徽省博物馆藏蔡侯产剑，一九五九年安徽淮南出土，剑面金错鸟篆铭文蔡侯产作畏剑。湖北江陵望山麓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在近格处剑面，金错鸟篆“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矛上也有金错铭文。如1983年湖北马山楚墓出土一件吴王夫差矛，矛的基部有金错铭文二行八字，记器为吴王夫差自作。战国秦汉流行佩剑和佩刀，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官吏的佩刀制度：“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诸侯王黄金错”。这种用黄金错的佩刀，当时叫“金错刀”。如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中，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之句。谢承《后汉书》也记载有：“诒赐应奉金错把刀”。但考古发现秦汉的金错刀、剑，多为铁兵器，只是戈、矛等则用金银错铜尊、铜敦。此外，战国、秦、汉的铜弩机、承弓器等，也有金错铭文和几何云纹的。如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均出过此种器物。战国秦汉皇室、王室和各高级官吏的车子的铜构件，常常金银错几何纹饰。《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车子，“云纹画辀、黄金涂五末”。五末是指车子辕的头端、衡的两端以及轴两端的辔。“黄金涂五末”就是五末均金错纹饰。《后汉书》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战国秦汉墓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金错五末：辔、辕首、衡末端铜冒。在考古发现数以百计的金银错铜车马器中，有一件车伞铤，该铤是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汉墓出土的，长26.4厘米，直径3.5厘米。铤面金银错狩猎纹。纹饰内容极其丰富，场面生动、紧张、激烈，声势浩大，它既描绘了大自然之美，又反映汉代人们的狩猎活动，它是我国青铜金银错工艺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春秋时期，金银错的日常生活用器罕见。但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高级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金银错的美丽外衣，目前考古发现的有：鼎、尊、壶、杯、豆、舟、盆、盘、盂、耳杯、匕、罍、勺、灯、熏炉、镜、带钩、骰子、案、符、节、纽钟、虎子、镇、尺、杖首、器座、屏风插座，以及各种陈设艺术品等，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考古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金银错青铜器，其中有许许多多的精品：战国时期的，有196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错金云纹豆，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有翼神兽、龙凤方案、虎噬鹿器座。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的云纹鼎，1979年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卷云纹四瓣团花纹鼎，1965年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的云纹牺尊，陕西汉中出土的云纹羊形盂，1966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云纹壶，1972年广东肇庆出土的流云纹罍，195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云纹舟，1973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云纹承弓器，湖南长沙市出土的云纹带钩，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何勾连纹壶和狩猎纹铜镜，1954年四川昭化出土的犀牛带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云纹豆形灯和虎子，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龙兽杖首，1958年安徽寿县出土的卧牛和鄂君启节，1973年陕西西安门出土的杜虎符；秦代的有山东临城出土的阳陵虎符，1977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乐府钟；汉代的有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蟠龙纹壶、鸟篆纹壶、乳丁纹壶、朱雀衔环杯、博北炉、梅花纹豹镇、铜骰；上海博物馆藏的鸟篆纹壶，1964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勾连纹铜钫，1965年河北定县出土的车伞铤，1980年江苏邗江出土的牛灯，1950年四川出土的四神带钩，1970年江苏徐州出土的云龙纹尊，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的云纹犀尊，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带托铜镜、伞柄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