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吴越国）瓷。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据熊廖（2006.4.22.）《中国陶瓷古籍集成注释本》一书研究。吴越国是唐宋之间五代时期十国中的一国，由浙江临安人钱镠所创建，以杭州为都城首府，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之浙江省十一个地市的全部与江苏省的苏州、福建省的福州。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历时近百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而钱镠则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重农桑、兴水利，发展与日本朝鲜等国海外交往，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经过近百年的兴建，杭州终于成为全国文化荟萃的地方。法门寺几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 据《宋史·吴越世家》载，宋·钱惟治（949-1014），字和世，吴越王宗长子。幼好读书，乾德四年（966年）授宁远军节度。太宗嗣位，进检校太尉。善草隶，尤好二王书。尝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笔，则法在其中矣。”家藏书帖、图书甚众。太宗谓近臣曰：“钱淑儿侄多多任草书。”因命蛤林书学贺丕显诣其第，遍取视之，曰：“诸钱皆效浙僧亚栖之迹，故笔力软弱，独惟治为工耳。”惟治尝以钟瑶、王羲之、唐玄宗墨迹凡七轴为献。优诏褒答。晚年虽病废犹或挥翰。真宗尝语惟演曰：“腾知惟治工书，然以疾不欲遣使往取。为求数幅进来。”翌日写圣制诗数十章以献。赐白金千两，卒年六十六。又王敦化稿引王士祯秦蜀后记载有：“宋钱惟治善织锦，尝织成连环计九十首。”未知是否一人。 五代时期，吴越因为了“保境安民”，对中原君主称臣纳贡，秘色瓷成了当时纳贡的重要方物之一，《宋两朝贡奉录》载，忠懿王贡宋的金银陶器就有十四万事；《十国春秋·吴越钱惟治传》载，钱惟治一人上贡的金扣瓷就有一万事。随着进贡瓷器剧增，仅上林湖及周围的白洋湖，古银锭湖诸窑群生产的秘色瓷不能满足其需要，就在上林湖外围的上虞窑寺前、鄞县东钱湖等地开辟新窑场，扩大生产规模。据《余姚县志·物产》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l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已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月，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这充分说明晚唐时期在上林湖设置“贡窑”，烧造秘色瓷，满足宫廷需要。 《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三日……俶进……金扣越器二百事。”…钱惟治 贡……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棱”。《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金扣、银棱与秘色关联待考。上虞文管会原馆长朱瑞钱曾撰文提及窑寺前调查发现过“金扣”碗，底足带“佑”字款，不知此件碗及相关资料现在何处？如要在考证上突破应从此处下手。“我在调查中发现碗口沿口上涂一圈金水（扣金）……”希望能见到此件青瓷，这对研究秘色瓷器具有比较大的意义。上虞窑寺前青瓷窑址（1963年3月11日公布） 上虞县窑寺前位于百官镇南约二十公里处。此地已属四明山区的边缘，四周岗峦起伏，溪流环带，地形恰似一只布袋。往北衍为平原，并有蓄水湖二，大者名新爿湖，小者名窑湖。窑址分布在离湖不远的寺山，坳前山，立柱山、道土山和盘口湾等处。 窑址以寺山为最多。出土的器物有碗、碟，盒、盘，罐、壶、杯、盏托、灯盏，熏炉、瓷兽等。釉色大多青绿，少数略呈粉青。装饰花纹有草纹、环带、江涛、莲子、鹦鹉、蝶恋花、牡丹、云中飞鹤、缠枝花等。在取材、构图和技法上，有的舒展大方，有的柔细纤巧，有的挺拔豪放。上虞县是浙江著名的瓷器产地之一，早在东汉时已经制烧出完全符合标准的瓷器。窑寺前窑址的创烧年代大约在东晋，中经唐、五代逐渐兴盛，一直延续到北宋。五代吴越肘，窑寺前与上林湖同为官窑所在。所谓“窑寺”，就是瓷工祈祷的神寺，为五代吴越时钱惟治所创立。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广敦寺条记载：“广教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昔置官窑三十六所，有官院故址。宋开宝辛未有僧筑庵山下，为陶入所祷。吴越领华州节钺钱惟治创建为寺，名保安。治平丙午改今额，俗仍呼窑寺。明初废，正统末复兴。”广教寺在寺山山腰处，当地人叫“窑神庙”。钱惟治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随钱弘椒赴京降末后，旋即改领镇国军节度使（“领华州节钺”即指此，见《宋史，地理志》华州条），从此不再南归，所以他创寺的时间应在钱氏北上以前。据此，可以推知设置官窑当是钱弘椒在位期间。这个时期，吴越钱氏唯恐小朝廷朝夕难保，惴惴不安，故对中原君主贡奉不绝。到了宋初，“器物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单是扣金瓷器一项，动辄万计。也许就是由于这缘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吴越统治者就在窑寺前增设窑场，大量生产。钱氏降宋后，窑寺前的窑场在一个时期内仍在生产御用瓷器。 2001年3月11日上午，杭州西湖南岸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雷峰塔地宫即将被开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热切期待“秘色瓷”的出现，因为建成此塔而掩闭地宫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值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巅峰时期，所以翘望雷峰塔地宫出土“秘色瓷”甚符情理。然地宫挖尽却未见“秘色瓷”的倩影，于是留给人们一个永远的遗憾。其实，这个遗憾多少与14年前在陕西扶风法门寺藏有佛指骨舍利的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发现“秘色瓷”有关。那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地宫完好地保存着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所供奉的13件越窑青瓷，刻于石碑上的衣物账称之为“瓷秘色”。这批瓷器的造型分碗、盘、碟三类，属日常生活用具，制作精细，施釉均匀，釉色大多呈纯正的青色，几乎不见二次氧化现象。同时出土的一件唐代越窑青瓷净瓶，虽未录入衣物账，但其做工和釉层的滋润感绝不在“瓷秘色”碗、盘、碟之下。从造型和胎釉特征看，这１４件越窑青瓷分明产于慈溪上林湖。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和衣物账碑的出土，不仅证实了“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及唐代越窑瓷器被列为土贡项目的记载，而且也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秘色”、“越窑”之名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此外还令人一睹了“秘色瓷”的超卓的烧制工艺。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现的则是另一种面貌。该墓出土了越窑青瓷25件，器型有熏炉、罂、灯、碗、罐、坛、粉盒、油盒等。熏炉通高66厘米，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通体施青釉，釉下绘褐彩云纹，因焙烧温度的差异，故炉与座的釉基本脱落。罂通高66.5厘米，盖和器身的釉下饰褐彩云纹，施釉均匀，釉色泛黄。灯口径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满褐彩云纹和莲花纹，釉呈青黄色。这三件形体硕大、装饰瑰异的青瓷，堪称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远远超过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黄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烧窑时未能避免的氧化气氛造成的，因为是造型、装饰特殊的定烧品，没有挑选的余地，所以便被带着遗憾纳入生活、携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母亲，卒于天复元年（901年），此时钱镠已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节度使，毫无疑问，越窑的“秘色瓷”生产必定在其监控之中，虽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从“秘色瓷”的享用权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不足为奇的。有意思的是，与水邱氏合葬的钱镠之父钱宽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铭“官”、“新官”款，青瓷只有3件，而水邱氏墓中尽管亦随葬了17件白瓷，但数量少于青瓷，这一方面说明晚唐时“秘色瓷”的审美价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认知，另一方面则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审美价值取向。到了吴越钱氏在东南一隅设立小朝廷的时候，“秘色瓷”才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作为吴越国王，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没有亏待自己，他死后随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罂、注子、套盘、洗、碟、器盖等，其中，残高29。5厘米的罂，器身装饰二条呈浅浮雕状的龙，动态强烈，威猛无比，刚出土时，龙身还见有镏金的痕迹，可以想见，此罂制成时器身的双龙曾金光四射、异常耀眼，其华丽、珍贵的程度，在迄今所见的“秘色瓷”中还未有能与之比肩的。史籍记载吴越国进贡的越窑瓷器，有的为“金釦”或“釦金”。《说文解字》云：“釦，金饰器口。”从发现的实物看，所谓“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黄金镶边。而镏金显然是一种更高级的装饰方法。据记载，仅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弘俶在位时就向北宋朝廷进贡了“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14万多件乃贡瓷的总数，“金银饰陶器”所占的比例当很小，但不知“金银饰”除了用金银镶边外，是否还包括镏金？若无，那么钱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级上可算是“僭越”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来形容钱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诚不为过。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的墓中曾出土过数件“秘色瓷”。而临安钱元瓘妻子马氏的墓中随葬的“秘色瓷”竟多达２０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壶、套盘、粉盒、盘、杯、茶托等，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莹滋润，基本没有二次氧化现象，可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临安板桥钱氏贵族墓出土的１１件“秘色瓷”，造型有罂、钵、罐、洗、釜、碗等。罂高５０．７厘米，最大腹径为３１．５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纹等作装饰，釉层匀净，呈纯正的青色。像这样造型高大、器形规整、装饰精美、釉质清纯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钵、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艺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烧技术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黄的双耳罐，在一侧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证了《余姚县志》的“唐宋时置官监窑”之记载，也显示了五代吴越国王室贵族对“秘色瓷”的重视程度。苏州七子山发现的一座五代墓，据考证墓主为钱氏贵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盘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镶边，套盘不仅数量多达９件，而且做工与钱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间。吴越国烧制“秘色瓷”的历史至钱弘俶统治时开始进入巅峰期，我将北宋立国到吴越国灭亡的１８年称为越窑制瓷业的“极盛期”，这一时期，吴越国因进贡和外销的需要，将受官府监控的制瓷作坊扩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区，在上虞的窑寺前就曾设立了“官窑三十六所”。这些窑的产品风格与上林湖窑基本一致——胎体轻巧，釉质清亮，装饰繁缛而精细，盛行刻划花。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供奉录》所载钱弘俶进贡的１４万多件“金银饰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装饰特征应与窑址遗存的残瓷相类。虽然历史的尘埃无情地湮没了当年贡入朝廷的数以万计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盘、碗、套盘，使人终于窥见了钱弘俶进贡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这类青瓷制作精巧，釉层晶莹，饰有龙、云鹤、水波等线条流畅的刻划纹，其所显露的正是吴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风貌。出土资料表明，贡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吴越统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窑场定制一些形体高大、装饰瑰丽、用途特殊的极品“秘色瓷”。从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总体风格一直处于与世推移的嬗变之中，在它们身上烙有最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识的印记。所有这些，对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