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指用金简刻写或金泥书写的文字。②指道教或佛教之经典。③指法律条文。④指天神的诏书。⑤书名。成吉思汗成为萨满教的神灵后，历代流传下来许多祭祀他的祭词、祷词、迎福、祝贺、歌词以及有关祭仪的抄本经卷不断汇集，一直在成陵保存，以磁青纸金字写成，一般通称为《金书》。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根据成陵收藏的《金书》及民间流传保存的有关成吉思汗祭奠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综合整理而成《金宫祭奠》，由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郭永明将该书译成汉文《成吉思汗祭奠》，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金宫祭奠》的搜集整理者对书中所引录的祭词、祈祷词，几乎都作了详略不一的说明，综合起来，鄂尔多斯保存的抄本情况如下：第一，标明编撰年代及具体人的有：妥欢帖木耳时代在大都所撰；伊克宝音图阿拉坦汗宫中所撰；康熙三年撰；康熙六十一年秋月重新编撰；准格尔大那颜再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戊)台吉梅林笔帖式恩和森布尔抄献给金殿的大祭词。第二，民间保存的本子，如《伊金仓》是抄自·伊金霍洛公社，希布尔台大队吉劳庆贺希格牧民阿由里特迪所存《金书》；《马头板十二支歌》是转抄于查尔和其古日扎布保存的本子。第三，从参与过祭祀并专事吟诵祈祷词的格赫庆牙门图那里口述记录的，后者占有一定分量，也有少数是从当过笔帖式或老牧民那里记录的。其中有个别篇章，不仅记录者不解其意，口述者也不甚了了。看来，这些从口头搜集得来的祈祷词，并非本人创造，或者有抄本来源，或历经多人口诵创造，最后大致定形。所以要探明这些祷词的具体源流变异，十分棘手，难以办到。从书面作品来看，几乎都是抄本，而且残缺不全者较多。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康照六十一年本子及恩和森布尔抄献的本子。搜集者在引录的祷词说明中，虽多和提到引自《金书》，但大多数未说明什么抄本的《金书》，看来这些抄本从未分类编号，故无法梳理其来龙去脉。《金书》记录流传的时间长久，古代社会信息量丰富，故而蒙古学学者把它和《白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历史文献以及反映蒙古族历史风俗的《夷俗记》、《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古游牧记》并列作为对蒙古族古代社会考察、研究的文献典籍。如果从历史角度审视，《金书》中的《图格勒》和《大乌其克》对蒙元盛世以及十四、十五世纪蒙古黄金家族由衰败而勃兴的历史就作了比较真实的反映，其中许多人物事件可与历史文献应证，有的虽无其他历史典籍可资佐证，但所述史事、人物却又很难予以否定。比如《四巧匠颂》、《四向导颂》以及元代的四个豪门大户、满都海彻辰夫人遇难被救等等，从其认识价值而言，可说是补充了其他历史文献所未记录的史实。有的颂词虽不是叙述历史人物事件，但对当时环境的描述，也透露出历史背景的真实性。比如《青色蒙古颂》，从字里行间分析，较为可靠的是对窝阔台所建立的哈刺和林城的赞美。哈刺和林筑有万安宫，有庞大粮仓，周围营寨包舍环绕，商贾云集。自窝阔台之后，贵由、蒙哥汗均在此设大牙帐，是当时蒙古国的都城，也是蒙古高原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元以后，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在“成宗大德三年，复有广和林之役”，说明元代初期哈刺和林还有所扩建，仍是联系西方诸城的纽带和北方的卫星城市。所以，《青色蒙古颂》描述这座城市是“在那十三万户聚居的鄂托克，边境的大库伦里，通通布满人烟”，“那星罗棋布的边城营寨，点缀着金碧辉煌的宫殿”。由于这座城市兵精粮足，防守严密，呈现出井然有序，发达昌盛的气象，所以称它是“有无穷无尽的糇粮，如珠似玉璀璨光鲜。”如此赞美，与当时的一些外国使者和元朝官员称岭北富庶兴旺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金书》的语言文字对应证蒙文古籍文字的释解考据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所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一书中，曾多次引用《金书》中的《大乌其克》、《成吉思汗祭祀仪注》和其他历史语文典籍的例证对《蒙古秘史》的许多词汇加以对照说明。如“斡脱克”、“纳速答”、“别乞”(beki)、“不忽周”、“合儿乞”、“格儿鲁格”、“脱必察兀惕”、“统忽勒都周”等等词汇的对比，就很有说服力。有的从词根予以分析阐释，互相参证；有的以鄂尔多斯的口语、风俗习惯对照说明，从而使人们对《蒙古秘史》一些古词词法、内涵为之茅塞顿开，豁然明了。所以《金书》从历史学、语言学方面为我们提供的可资借鉴的资料实属珍贵，不可多得。《金书》是古风民俗之集大成考：关于蒙古族古代风尚，如上所述史乘及外国使者的出使蒙古记等记载颇多。这些关于蒙元以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民风时尚的不同程度的翔实记载，对了解蒙古人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铁证作用。但这些记载由于作者身份和语言上的障碍，只能大略记述耳闻目睹的一面，而且大都局限在蒙古上层的社会生活、文化的某一方面，最生动的基层社会生活和文化自然难以得到记载而流传下来。按照人类学“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在考据学上的运用和实践，属于民俗学方面的传承资料是研究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资料，它与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理应成为考据学传统中互补互通、相辅相成、彼此发挥借鉴启发作用的资料，才是全面的、多方位的对象研究。然而正如钟敬文所说：“过去一般历史学家的注重点，多放在对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生活、文化的记述和评论。作为各时期基层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在他们的史书上几乎是一块没字碑。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和人文科学著作(包括心理学等)，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和阐述，也是很稀少的。”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科和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传统考据学与人类学难以相互沟通的严重缺陷。作为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学科民俗学、故事学、神话学，其主要对象和范畴是基层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反映，它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没有口碑传承材料，那么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是表面的、不具体的。从记载蒙古族生活历史的古籍来看，以往著者的作品也确实反映上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居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颇少；走马观花目睹者多，耳闻笔录深入了解者少。所以那些游记、史志仍然有描述不详，难以具体琢磨的不足之处。如《元史·祭祀志》记述了元代宫廷中太祝(萨满)祭祀祖先的一般过程和情景，但祭祀活动中的主要部分——祭词却不详记载。又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有“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其常谈”及其“所为之事”，“无一事不归于天，自鞑主至于民无不然”的记载。然而由于语言和身份的限制，再也无法深入下去，把最生动的拜天习俗的细微末节描写出来，故仍是一般记事。如果以《金书》的《九十九匹白骏鲜乳祭洒颂》祷告词和流传下来的其他有关祭天的萨满词(如蒙古回博·仁钦的三卷《蒙古萨满教资料》中的有关作品)及一系列祭祀行为来观察研究，那么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蒙古族一般敬信天神的思想行为的转述，而是膜拜天地古礼祭仪的生动再现，宗教诗的遥远绝响，令你在悠然神往中可窥探出古代遗存的刻痕，领略到蒙古族传统精神文化的特异风采。《金书》和其他零散古老的萨满祭词是考察蒙古族萨满文化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而《金书》的广泛内容从语言和行为传承看，全面深入而且具有比较规范化的模式，它不是对民间文化简单镜面似的反映，而是经过千百人的锤炼、加工改造的产物，所以当它以一种经典式的，大众认可的行为方式公诸于世后，又对民间文化的借鉴补充、普及提高起着示范作用。我们从民间喜庆仪礼行为及祝赞的套式化可以看出这种早期宗教仪式的影响。蒙古族祭天、祭祖、拜火、祭敖包、祝福吉祥大体都是类似模式的变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