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器。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量达245.5克。1997年10月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南北朝古墓葬。它是农四师74团场在某施工工地发现的一批金银器和织物等重要文物之一。金面具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差无几，应是罩在墓主人面部上的。这件文物稍有变形，面具表面光泽，形象威严庄重。面具呈方圆形，额际宽阔，下额丰满，两颊饱满，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面具的制作工艺尤为精致细腻，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镶嵌、锤鍱、焊接、抛光等一切工艺手段。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鍱成形，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其口鼻、目及面颊系锤鍱成形，其眉、睛、胡须则用金和镶嵌的红宝石来表现。整个面具透着一股威严庄重的神情，表现出驰骋疆场的草原民族不羁的个性，面具栩栩如生，宛如一面金质的浮雕，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对我们研究墓主人的真实肖像、族属、人种有很大的帮助。在整理这件文物时，专家们发现面具上表现其络腮胡子的脸颊两侧的宝石数量不相等，一边是19个，一边是20个。从这批文物的工艺来看，可能不是工艺技术上的问题，是否有所指？抑或表明死者去世时的年龄？尚需进一步探讨。1997年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4团场在改扩建团部以东木扎尔特河大桥通往昭苏县波马边防站的公路时，为铺垫路基，施工人员在公路附近南侧约100米的高坡上用挖掘机挖土，突然挖出深藏此地的古墓，旋即宝物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下午，伊犁州文管所（现伊犁州文物局）工作人员安英新和他的同事到达事发现场时，令他略为安心的是，在文物当天被发现后，团场已立即命令派出所调查、收缴流散到群众手中的文物。虽然早已确信，从这里发现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无价珍宝，当第一批收回的文物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们一个个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流光溢彩。波马出土的这批文物以金质器物为主，制作精绝，并大量镶嵌红宝石、红玛瑙，品质之贵重、工艺之华美，均属罕见。织物中的缀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些华贵精美的金银器以及多类型的丝织物充分说明墓葬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与那些失落的文物一起，我们遗失的还有关于它们埋葬时的原始面貌。发现文物的地方在其中一座发掘过的墓葬的东北、距墓坑约1.5米处，现场仍可隐约看到当年发掘的墓坑遗迹。而文物出土现场则由于文物出土后遭到哄抢和肆意挖掘，墓葬的形制结构和葬具、葬式及随葬品的置放位置都因哄抢破坏而不明。而一件文物如果失去了它出土的环境，其学术价值也就大跌。编号为昭苏波马古墓一号文物的镶嵌红宝石的黄金面具，是一个失去主人的面具。这件找不到主人的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量达245.5克，全部以黄金锤制而成，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当。面具呈方圆形，额际宽阔，下额丰满，两颊饱满，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面具的制作工艺尤为精致细腻，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镶嵌、锤鍱、焊接、抛光等一切工艺手段。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鍱成形，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面具的奢华不仅来自于黄金，还在于面具毫不吝惜地使用了大量的红宝石。面具的眼睛是两颗大而圆的红宝石，眉毛和上唇髭以镶嵌长方形的红宝石来表现。而面具的络腮胡子制作得最为细腻，先用宽约一厘米的长条金片铆接于两腮，随着宽阔的下颌长及两鬓，然后焊接39颗心形红宝石；每颗红宝石均心尖向下，以鼻准为界，右边排列20颗，左边排列19颗；然后再用细密的金珠给红心宝石做一圈装饰，似乎是在表现胡须的浓密。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面具的奢华，而是其高超的工艺。面具只有两种材料——黄金和红宝石，然而，透过这些冰冷的金属和矿石，面具却又栩栩如生，宛如一面金质的浮雕，与镶嵌红宝石金面具同时发现的，还有镶嵌红宝石宝相花金盖罐、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镶嵌红宝石包金剑鞘、包金剑鞘、镶嵌红宝石金戒指、金带饰及其它金饰件等，此外，还有锦、绫、绮、绢等织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代纺织品专家李文瑛对织物进行分析后，分拣出有缀金珠绣织物、云气动物纹锦、“富昌”锦、卷草纹锦、方纹绫、菱纹绮以及绢。“缀金珠绣织物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显贵们衣着的‘珠服’、‘珠襦’，这件缀满金泡饰、珠玑的织物，工艺复杂，巧夺天工，在当时是十分珍贵豪华的。在伊犁、特别是昭苏冬季雪大、夏季雨多的自然环境中，尚能出土保存如此完好的织物，令人慨叹。”这些华贵精美的金银器以及多类型的丝织物充分说明墓葬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然而，它们的主人是谁？属于哪个族群？据史书记载，“中亚广大地区的突厥等民族和历史上有在中亚草原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一样，其上层贵族都非常喜欢金银器，都以金银器炫耀其身份和地位。”安英新引用东罗马历史学家弥南记述：“（突厥）室点密可汗往室四壁为五颜六色丝织帐幔，绣有各种图案，工精艺巧。其金制孔雀坐骑，车辆耀眼生辉，金制鸟兽动物栩栩如生，使东罗马使者望而生叹。”推测这批文物的时代下限应为公元6至7世纪前后，即唐代西突厥的遗物。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英在其《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一文中，通过和拜占廷帝国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相比较，亦认为波马虎柄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银器上的虎豹手柄制作，因“突厥贵族以虎豹为名，说明重视虎豹的传统继续在突厥民族中流传，很可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自拜占廷的虎豹雕像被突厥贵族接受，并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之中。”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C·B·阿尔金教授对《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一文的年代断定提出不同意见。阿尔金教授通过对中亚地区出土文物和民族的研究，认为这批文物应早于隋唐时期，应当在公元三四世纪，是汉晋时期匈奴———萨尔马特过渡时期的遗物。他认为，中国学者显然把这些文物鉴定得过于年轻了，他认为墓中发现的带有菱形的军用箭头，在公元3-4世纪就在包括阿尔泰山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中广泛使用，而墓中出土的丝绸，则可以在东汉末年的阿斯塔那古墓里找到相似品。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炳华也进一步论证了波马墓不是突厥人墓这一观点。他指出，突厥人的葬俗有两大特点：一是突厥人一般将死者的马和日常用品一起焚烧；第二是墓前要立象征死者仪容的石像或者木像，而波马墓没有。因此，他认为“昭苏草原上广泛存在的土墩墓，时代不可能晚到西突厥王国时期”，进而做出了波马土墩墓及其出土物应属活跃于4世纪末至5世纪中的悦般（悦般是北魏时一个西域国家，最初在龟兹以北游牧，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遗存的推论。伊犁河谷草原土墓的考古发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掘出的数量虽然很大，但相对于新疆北疆地区数以万计的草原古墓而言，此次发掘工作只是揭开了古代新疆文明史的冰山一角。正如新疆考古所研究员吕恩国所说：“从此次发掘情况来看，证明水草丰美的北疆草原上有多个草原民族生活过。有史可考的曾经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及其它北疆地区的草原先民还有月氏、匈奴、乌孙、突厥等民族。新来者总是占据旧有者的地盘。同时，新疆历史上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民族之间存在大量的融合现象，其间还存在许多相关的问题，要想在短时间内揭开古墓黄金的秘密，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不管这些器物属于上述哪个民族，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曾是东西方文明的信使！草原是无边无际的路，几千年来在广阔的亚欧大草原上不断的迁徙、劫掠与贸易的游牧部落，是这条通道上勇敢而又凶残的主人，他们奔驰在布达佩斯与长安之间广阔北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不仅沟通了草原世界，也沟通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最为遥远的两个世界。当时文物出土后，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新华社还专门发布了一则电讯：“一批罕见的古西突厥王国豪华金银器及其他重要文物，最近在新疆伊犁一处古墓葬中出土。专家认为，这些文物对西突厥汗廷所在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都做了专访报道。1998年底，笔者依据这些文物整理出《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一文给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投稿，《文物》编辑部非常重视，刊登在1999年第9期头版，封面也用了虎柄金杯图片，并加了卷首语予以介绍。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韩国、俄罗斯及国内的专家学者都著文研究探讨。其中，日本早稻田大学冈内三真教授、金泽大学高浜秀教授夫妇都专程来伊犁考察研究；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C·B·阿尔金教授对《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一文的年代断定提出不同意见，并将他的研究文章《关于天山古代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划分问题》俄文原文通过黑龙江社科院《北方文物》编辑部的王德厚转来，对笔者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阿尔金教授通过对中亚地区出土文物和民族的研究，认为这批文物应早于隋唐时期，应当在公元三四世纪，是汉晋时期匈奴———萨尔马特过渡时期的遗物。笔者将其译为汉文后，发表在2002年3、4期合刊《新疆文物》上。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副主编徐艺乙看到《文物》杂志上的论文后也要求笔者撰文在该刊上介绍，《伊犁出土的金银器》一文在2000年第4期《东南文化》上刊登。据史书记载，中亚广大地区的突厥等民族和历史上所有在中亚草原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一样，其上层贵族都非常喜欢金银器，都以金银器炫耀其身份和地位。东罗马历史学家弥南记述：“室点密可汗住室四壁为五颜六色丝织帐幔，绣有各种图案，工精艺巧。其金制孔雀坐骑，车辆耀眼生辉，金制鸟兽动物栩栩如生，使东罗马使者望而生叹。”近年来，从新疆以及中亚出土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金银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公元6世纪中叶，新兴的突厥部落兴起于漠北草原，在其首领土门的率领下灭柔然汗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其强盛时，版图东达兴安岭，西达铁门关，“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被史家称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的突厥”。在土门可汗攻灭柔然汗国的同时，土门的弟弟室点密率其突厥部落在西域大地四处征战，尽据乌孙古地，自称为可汗，牙帐即设在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史称西突厥。历史学家丹尼斯·塞诺曾经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么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地渗透到了欧亚内陆。”因此，这批重要的、高规格金银器的出土，结合文物出土点以北、以东地区的时代可能早到唐代的波马古城、夏特古城的研究，无疑对西突厥汗庭所在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目前，这批文物中已有许多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近10年来，新疆文物已经10余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及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瑞典、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日本和韩国先后办过两次新疆文物展，都获得了圆满成功。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作为新疆文物的精品在日本展出两次、在美国展出一次、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一次。记得2001年，波马出土的金银器等文物第一次入选新疆文物展赴日本展出前期，日本国立博物馆、NHK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自治区文物局办公室主任李军的陪同下到伊犁挑选参展文物，一工作人员征得同意后，抚摸了一下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激动地说：“啊！终于触摸到你了。”另外，自治区文物局在提供参展文物目录时，按地州排列，把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放在靠后位置；而日本反馈回来的名单中把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排在了第一位，在日后印制的《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日中国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特别展）画册上，也将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放在前面。笔者在班车上听团场职工交谈时还了解到，出土文物当中有一个像短拐杖一样、手柄处镶嵌有宝石的器物；还有一件直径约20厘米的瓷器。在实地调查了解中，许多人也证实有这两件文物，但是，在交接的文物中却没有这两件文物。后来，昭苏垦区公安局介入调查，又从社会上收缴回了部分文物，有镶嵌红宝石圆柄金杯、金指套、金片等十几件文物。2001年，州地合并后，这些文物全部经我手移交给了自治州文物部门。但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件文物还是不见踪影。假如这两件文物确实存在，那将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如像短拐杖一样、手柄处镶嵌有宝石的器物，我们可以肯定它就是一柄权杖，对我们判定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起决定性作用；而瓷器则可通过和内地出土的同类瓷器相比较来帮助我们确定该墓葬的准确年代。文物出土的地点位于74团场团部以西约2公里左右的公路南侧高坡上，西距波马边防站约七八百米左右，东南遥对天山隘口———夏塔木扎尔特达坂。由于近20年来当地居民长期在此地挖土，已形成深约2—3米、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大坑，发现文物的地方就在其西南角。当地居民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自治区文物部门曾在此地进行过考古发掘（后来笔者问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证实20世纪70年代初在波马发掘过20余座墓葬，发掘报告至今未发布），而发现文物的地方就在其中一座发掘过的墓葬的东北、距墓坑约1.5米处，现场仍可隐约看到当年发掘的墓坑遗迹。而文物出土现场则由于文物出土后遭到哄抢和肆意挖掘，墓葬的性质结构以及更重要的遗迹现象都已破坏殆尽。波马出土的这批文物以金质器物为主，尽管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而且墓葬的形制结构和葬具、葬式及随葬品的置放位置都因哄抢破坏而不明，但是出土的文物却是罕见的，在整个中亚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突显了这批文物的重要性。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高17厘米、宽165厘米、重量达245.5克，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差无几，应是罩在墓主人面部上的。面具呈方圆形，额际宽阔，下额丰满，两颊饱满，五官的位置比例非常准确。面具的制作工艺尤为精致细腻，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镶嵌、锤鍱、焊接、抛光等一切工艺手段。面具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锤鍱成形，抛光后对合焊接，然后用小铆钉铆合而成。其口鼻、目及面颊系锤鍱成形，其眉、睛、胡须则用金和镶嵌的红宝石来表现。整个面具透着一股威严庄重的神情，表现出驰骋疆场的草原民族不羁的个性，面具栩栩如生，宛如一面金质的浮雕，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对我们研究墓主人的真实肖像、族属、人种有很大的帮助。在整理这件文物时，笔者发现面具上表现其络腮胡子的脸颊两侧的宝石数量不相等，一边是19个，一边是20个。从这批文物的工艺来看，可能不是工艺技术上的问题，是否有所指？抑或表明死者去世时的年龄？笔者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于志勇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也同意这个看法。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造型罕见，风格独特，在这批器物中具有典型性，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焊接宝石座，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又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内嵌宝石，其下点焊一周金珠点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头宽而圆，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虎尾下垂，通体錾刻虎斑纹，形象生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英在其《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一文中，通过和拜占廷帝国的金银器制作工艺相比较，认为波马虎柄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银器上的虎豹手柄制作的。镶嵌红宝石金盖罐，造型精美，装饰典雅，罐盖模压7朵宝相花，并在每朵花中央镶嵌滴水形宝石，罐身亦装饰有圆形、三菱形红宝石。剑鞘为短剑剑鞘外的包金部分，一面有纹饰，一面素面，有纹饰的一面沿鞘身边缘，点焊金珠点饰，中间以细金珠点，左右对称点焊出三列半月形、月牙形、心形、勾玉形宝石座，内嵌红宝石，剑鞘做工精致，装饰豪华。戒指重16.5克，嵌椭圆形红宝石，戒面周围为点焊的两圈细金珠点，紧箍戒面宝石。金带饰由两块长方形金板合页式套铆而成，一面素面，一面有长方形缕空格。这枚戒指硕大无比，戴在笔者的大拇指上仍有很大的缝隙。通过这枚戒指，我们可以想象其主人威武有力的魁伟身材。金饰件有阔叶形饰片，镶嵌红宝石的上为云朵形、下为花蕾形饰片，这些金饰件应为墓主衣物上的佩饰，以此炫耀墓主的富有。银器只出土了1件，即错金单耳银瓶，器物通高17.2厘米，重量达544克。瓶颈部分错金一周，上下锤錾连续的圆圈点纹，圆圈点纹之间有四瓣菱花图案。其余部位均素面，上腹部有耳，但已缺失，存留铆接的铜片。铁器有残缺的锁子连环铠甲残片及三翼形箭簇。织物均为丝织品，按品种分为锦、绫、绮、绢4种。我们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代纺织品专家李文瑛女士帮助做了织物分析，分拣出有缀金珠绣织物、云气动物纹锦、“富昌”锦、卷草纹锦、方纹绫、菱纹绮以及绢。特别是缀金珠绣织物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显贵们衣着的“珠服”、“珠襦”，这件缀满金泡饰、珠玑的织物，在当时是十分珍贵豪华的。在伊犁、特别是昭苏冬季雪大、夏季雨多的自然环境中，尚能出土保存如此完好的织物，令人慨叹。另外还出土的有玛瑙器皿及玻璃残片等。出土的金银器制作精绝，并大量镶嵌红宝石、红玛瑙，品质之贵重、工艺之华美，均属罕见。织物中的缀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些华贵精美的金银器以及多类型的丝织物充分说明墓葬主人的显赫身份和地位。通过与新疆其他地区及中亚出土的金银器、织物分析比较，推测这批文物的时代下限应为公元6至7世纪前后，即唐代西突厥的遗物。位于自治州昭苏县西南约90公里的波马，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西隔纳林果勒河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海拔高度在1800米以上，夏季多雨，冬季雪厚，属典型的高寒草原地带。这里山高林密、水草丰美、牧场辽阔，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理想的休养生息之地，许多曾经在西域叱咤风云的古代民族，如塞种、月氏、乌孙、鲜卑、柔然、口厌哒、突厥、蒙古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里也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大唐高僧玄奘就曾从塔里木盆地北越天山隘口凌山（今天山木扎尔特达坂，一说勃达岭）经过这里前往伊塞克湖畔的中亚名城———碎叶，受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礼遇，并委派通解汉语及诸国语言者护送玄奘前往迦毕试国等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北麓一线直至特克斯河两岸分布着大量上自秦汉、下至隋唐及蒙元时代的古墓群。在广袤的草原上，星罗棋布达千余座古墓，大的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的墓群也有十余座至几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大者高十余米，巨大的土墩墓呈南北链状排列，宛如一座座小山包，巍然耸立，颇为壮观，成为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小的墓葬非仔细观察不能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在伊犁以及当时文物出土后，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新华社还专门发布了一则电讯：“一批罕见的古西突厥王国豪华金银器及其他重要文物，最近在新疆伊犁一处古墓葬中出土。专家认为，这些文物对西突厥汗廷所在地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都做了专访报道。1998年底，笔者依据这些文物整理出《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一文给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投稿，《文物》编辑部非常重视，刊登在1999年第9期头版，封面也用了虎柄金杯图片，并加了卷首语予以介绍。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韩国、俄罗斯及国内的专家学者都著文研究探讨。其中，日本早稻田大学冈内三真教授、金泽大学高浜秀教授夫妇都专程来伊犁考察研究；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C·B·阿尔金教授对《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一文的年代断定提出不同意见，并将他的研究文章《关于天山古代匈奴———萨尔马特时代的划分问题》俄文原文通过黑龙江社科院《北方文物》编辑部的王德厚转来，对笔者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阿尔金教授通过对中亚地区出土文物和民族的研究，认为这批文物应早于隋唐时期，应当在公元三四世纪，是汉晋时期匈奴———萨尔马特过渡时期的遗物。笔者将其译为汉文后，发表在2002年3、4期合刊《新疆文物》上。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副主编徐艺乙看到《文物》杂志上的论文后也要求笔者撰文在该刊上介绍，《伊犁出土的金银器》一文在2000年第4期《东南文化》上刊登。据史书记载，中亚广大地区的突厥等民族和历史上所有在中亚草原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一样，其上层贵族都非常喜欢金银器，都以金银器炫耀其身份和地位。东罗马历史学家弥南记述：“室点密可汗住室四壁为五颜六色丝织帐幔，绣有各种图案，工精艺巧。其金制孔雀坐骑，车辆耀眼生辉，金制鸟兽动物栩栩如生，使东罗马使者望而生叹。”近年来，从新疆以及中亚出土的历史上各个时代的金银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公元6世纪中叶，新兴的突厥部落兴起于漠北草原，在其首领土门的率领下灭柔然汗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突厥汗国，其强盛时，版图东达兴安岭，西达铁门关，“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被史家称为“震动了整个干燥亚洲的突厥”。在土门可汗攻灭柔然汗国的同时，土门的弟弟室点密率其突厥部落在西域大地四处征战，尽据乌孙古地，自称为可汗，牙帐即设在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史称西突厥。历史学家丹尼斯·塞诺曾经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么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地渗透到了欧亚内陆。”因此，这批重要的、高规格金银器的出土，结合文物出土点以北、以东地区的时代可能早到唐代的波马古城、夏特古城的研究，无疑对西突厥汗庭所在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目前，这批文物中已有许多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近10年来，新疆文物已经10余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及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瑞典、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日本和韩国先后办过两次新疆文物展，都获得了圆满成功。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作为新疆文物的精品在日本展出两次、在美国展出一次、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一次。记得2001年，波马出土的金银器等文物第一次入选新疆文物展赴日本展出前期，日本国立博物馆、NHK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自治区文物局办公室主任李军的陪同下到伊犁挑选参展文物，一工作人员征得同意后，抚摸了一下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激动地说：“啊！终于触摸到你了。”另外，自治区文物局在提供参展文物目录时，按地州排列，把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放在靠后位置；而日本反馈回来的名单中把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排在了第一位，在日后印制的《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文物展》（日中国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特别展）画册上，也将镶嵌红宝石金面具放在前面波马周边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处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和成果。